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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大学：对规模、成本和质量的巨大冲击
——在2003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上的主题报告
（2003年11月6日，上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事务助理总干事 约翰·丹尼尔
——特以此纪念沃尔特·莱因·麦克唐纳·佩里（1921－2003）
导言
特别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在这里——演讲者常常这样说。但对我而言，这一事件实在非常特殊——我为能在此做主题报告而深感荣幸。
当我在十年前使用巨型大学（MegaUniversity）这一词汇时，我并不知道它会进入英语而且成为世界各地教育词汇表中的一个新的术语。我也没有想到十年后我会来参加巨型大学的首届高峰会议。我要极大地感谢中国和上海电视大学所做的这一创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高兴支持这一会议。
我为我的发言选取了如下的标题，巨型大学：对规模、成本和质量的巨大冲击。因为我负责引进了巨型大学这一新的词汇。你们可以理解，今天早上我的论述将融合我个人的反思和专业分析。
相当巧合的是，我以终身学习的精神选学的一门课程，成了我首次接触一所大型的远程教学大学和我发明巨型大学这一术语之间的联结点。在1971年，我的第一个学术职务是冶金工程的助理教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大学的埃库尔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工作。在我的漫长的教育经历——在牛津（Oxford）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和在巴黎（Paris）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我终于开始从事作为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
我决定要好好地干我的教师职业，于是我想多了解一些教育对自己会很有帮助。在埃库尔工学院的工作使我很忙，所以我明白我必须业余学习。当时在蒙特利尔想这么做的最吸引人的机会，是圣乔治·威廉姆斯（Sir George Williams）大学开设的教育技术硕士课程计划。这是一个两年的全日制计划，包括一个实习期和一篇论文，但你也可以在晚上业余学习，我选择了后者。课程计划整体都很让人激奋，但使我改变人生的部分是实习。
实习期要求每个学生须在应用教育技术的教育机构中工作三个月。正当我开始考虑上哪儿去做我的实习时，一则重大革新的新闻突然传遍了整个国际教育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这是英国一所在1971年刚刚开始就招收了25,000名学生的新型大学，其特点是应用通信技术对住在各地的人们进行教学。该大学的章程中写道：“技术装备对高等教育是适当的”。
这听上去很激动人心，我致函询问我能否在开放大学实习。我将信函发给了大卫·霍格里奇（David Hawkridge）教授，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他答复说我将受到欢迎去那里做三个月的志愿工作者。让我在这里做个说明，正是这位大卫·霍格里奇，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支持下，后来与这里的中国人一起创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
埃库尔工学院非常友好地给了我三个月的假。于是我在1972年的夏天来到了弥尔敦·凯恩斯（Milton Keynes），在这个初创的大学工作。尽管当时只是办学的第二年，却已经拥有了4万名学生。那段短暂的实习期为我揭示了一场教育界令人震惊的革命。我整个地被学校的规模、理念、学生的投入、通信媒体的应用、以及整个系统的效率和效益所折服。我明白我在寻找高等教育的未来，我希望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沃尔特·佩里：规模的竞争
我不去回忆我与开放大学副校长沃尔特·佩里的会面，在实习期间我感受到他对整个大学的影响。你们可能知道，沃尔特·佩里，后来被尊称为圣沃尔特·佩里，随后是沃尔特·佩里阁下，在今年年初去世了。我将我的这一次发言用以纪念他，是因为他对奠定今日巨型大学的基础比任何人的贡献都大。我们得以启用“巨型”这个词来称呼这些院校，应该说极大地得益于他。
开放大学的创办是有争论的。该计划本是哈罗德·威尔逊大脑的产儿，他在1964年成为英国首相。尽管他对他起初命名的“播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Air）”作了极大的承诺，但该项目从未成为他所属的政党，即工党的官方政策。威尔逊组建开放大学的程序多少有点超出正规的政府部门结构，而将一些特别卓越的人士组合成一个规划委员会。他们决定新的大学不应该被命名为“播送大学”，因为那样太注重大学使用的方法，而是取名开放大学。这个校名强调了这一创举的根本目的，即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机会。
部分是因为上述规划过程发生在正规的政府体制之外，部分还因为委员会成员是一些谨慎的保守的人士，教育部的公务员们对威尔逊的激进的革新表现出深深的怀疑。他们表示了他们的怀疑主义，并要求当时被任命为开放大学副校长和行政首脑的沃尔特·佩里先组织实施一个小规模的试点项目，看看远程教学系统是否可行。
对于今天聚集在“巨型大学上海峰会”的我们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沃尔特·佩里没有考虑这一建议。我相信他这样做持有双重理由。即使在早期，他就已经懂得远程学习的巨大价值在于其规模运行的潜力。他已经看到创建一所开放大学需要一笔巨大的投资，但是他同样也看到如果能够实现规模运行，那么每个新增学生的边际成本有可能比传统院校的要低。因此他懂得，如果他启动一个只有几百学生的小规模试点项目，每个学生的成本将是巨大的，而人们可能因此嘲笑整个理念。
于是，他开始的第一年招生就是25,000，超过了当时英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在校生总数。事实上，仅仅在几年前，当哈罗德·威尔逊声称要创办播送大学时，全英国大学学生总共也只有13万。
他一开始就做大的第二个理由是政治性的。他敏感地认识到从在职成人那里有巨大的被抑制的大学学习的需求，相当数量的成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