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社会中的开放与远程教育

——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  阿布杜拉·罕本

刊特约记者  许辞逵

阿布杜拉·罕（Abdul W·Khan）博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负责信息通讯事务。他于1965年在印度阿格拉大学获得农业推广专业的硕士学位，197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农业新闻报道专业硕士学位，1973年在同所大学获得大众媒体交流专业的博士学位。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阿布杜拉·罕博士担任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的副校长和远程教育理事会主席。他曾为一些国际机构，如吉隆坡亚太广播组织、曼谷亚太社会经济协会、东京亚洲生产力协会、华盛顿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等提供教育咨询服务。他积极参与印度和国际组织的委员会的工作，如印度的ISS信息技术公司、泰国的IDS公司、加拿大的WETV基金会，和在印度的美国教育基金会。他曾担任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协会（ICDE）的副主席和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AOU）主席。阿布杜拉的学术著作颇丰，多涉及信息技术领域。

记者：据您了解，目前世界范围的开放教育发展现状如何？中国开放教育处于什么层次？

阿布杜拉：开放与远程学习在过去30年见证了巨大的发展，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在此期间，许多国家建立了开放大学，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观点。目前，这种进展在世界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因为知识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影响着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文化繁荣以及政治民主。越来越多的人们要求获得教育机会，但传统教育模式有诸多局限，比如你必须具备硬件设施，庞大的师资队伍，尤其是招收有数额限制的学生，包括学年限制。因此，传统教育模式有许多刻板的地方。为满足对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开放与远程学习已被许多国家所采纳，部分是因为它能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部分也是因为其社会现象以及能向大众提供教育机会的民主形式，等等。因此许多国家采纳了它，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这并非意味着开放与远程学习仅被运用于高等教育，它现在也被广泛应用于如中等教育，而且越来越普遍。

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在开放与远程学习领域做的如何？公平地说，我认为中国是认识到开放与远程学习潜力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中央电大及省级电大，包括上海电大等己经在为你们国家众多的人们提供远程教育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工作。这不仅仅因为其大学入学人数非常众多，还因为开放与远程学习还被运用于农业教学等许多方面。中国不仅在高等教育方面利用开放与远程学习，还在很多其它领域利用开放与远程学习。

记者：您是如何评价远程教育的作用的？

阿布杜拉：开放与远程学习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向大量学生提供知识。但有些人倾向认为，由于它的服务对象众多，因此其教育也许不会是高质量的教育。我认为这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已认识到，开放与远程学习系统有助于促进高质量。我来自印度，是规模很大的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的副校长。这所开放大学制作的教材利用了包括全印度甚至全球最好的专门性知识。我想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开放大学所制作的教材，不仅利用了其自身的资源，而且还利用其它大学的资源以及私立机构的资源，来自银行、财政、计划、行政、管理等领域的人们都参与了教材的制作。所以它所制作的教材也许是最新的，与当地环境最相关的。因此这种教材被认为有很高的质量。有趣的是，在印度，传统教育系统正在从开放与远程学习系统制作的教材所提供的高质量教育中收益。有一点已成为共识，即印度传统大学的教授们正在学习由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及其它国内开放大学提供的教材去教育他们的学生。非常明显，开放教育对传统大学所提供的高质量教学可以产生影响。

记者：校长论坛已成为高等教育合作的典范，本次开放大学校长会议对世界开放教育的发展将会起到什么作用？

阿布杜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你比较传统大学的教学体系与开放远程教学体系，你会发现它们在方法上的大不相同，而且其中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在传统大学，某个学生师从某个教授学习，假如这个教授碰巧好的话，那么这种学习会很好；而在开放远程学习中，学生们从整个学习资源提供的专门性知识和经验中收益，这种整体的学习经验并不局限于某位教授的专长或教学质量。从概念上说，开放远程学习的背后包含了许多人的合作，其工作是由小组完成的，不像传统大学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在开放远程学习中，包括课程专家、教学设计人员、媒体专家、评估专家等在内的小组教师来完成所有的教学工作。开放远程学习系统可以与传统大学合作、与私立教育机构合作、与公民合作开发项目。这种合作可以是国家间的、区域间的、学校间的，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际的。传统大学系统不允许教与学经验的双向流动，学生坐在教室听，教授在教室讲，但在开放远程学习中，学生推动学习进程，就像推一个能被推动的物体。因为有这种流动性，你能把学习体验与许多人分享，而他们也能把他们的专长与经验与你分享，由此丰富了你的学习专长与经验。从开放远程学习的框架上看，开放远程学习包含合作这一要素。从这次会议来看，所谓“巨型大学”也就是招收10万或更多学生的大学，这是从数量上来定义巨型大学，但巨型大学之所以成为巨型大学，是因为巨型大学是当今高等教育的领导者。由于它具有建立在开放与远程学习上的灵活性，巨型大学才得以在课程设计方面共享学习资源、容纳规模、专长、基础设施。如在印度有远程教育委员会，由印度政府建立，旨在分享开放与远程学习的专长和经验，甚至是财物和教材资源。这种情况是全国性的。比如，中国有广播电视的频道，一所大学可能不具备完全利用频道的潜力，其它大学就可以同时利用这一基础设施及资源，使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发生在学习材料的利用上，更不要说是科学技术，正如计算机是中国、印度、加拿大或美国等其它地方生产的并不重要，你不必重新创造。如果这是好的课程设计、好的教材，其它大学也可以分享这种专长和经验。所以，从概念上说，合作已注入了开放远程学习的体系之中。

记者：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创新和合作，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

阿布杜拉：我已在上个问题中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巨型大学通过教师交流和及教材改编来交换专长。巨型大学能在文化相对中立的计算机科学或其它技术科学领域开发出良好的合作项目，而一所大学如果在文化有个性的项目上要求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的范围和领域就会受到限制。正因为许多教育项目在文化上是中立的，所以就没有理由说好的课程、好的培训项目、好的研究项目不能在巨型大学之间进行合作。幸运的是，巨型大学在教和学方面取得了许多创新。因为教与学组织过程中的许多不同创新，它就变的更加持久，更具创新性。比如，更有创新性的课程教学、更有创新性的学习支持系统、更有创新性的学习资源分配、更有创新性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因为有了这些创新，所以它就变得更加持久；因为开放远程学习不断变化的性质，所以它也必将更加持久。因此，结果是在开放与远程教育这里有更好的资源可以与大家一起进行共享。这次会议将大大提高开放与远程学习的地位，也使我们更容易推广开放远程学习的功能，及提高开放远程学习的地位。

记者：五年以后，开放远程学习面临的最大问题将是什么？您能否为我们作下分析或预策。

阿布杜拉：我认为五年以后，开放与远程学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教育的需求会继续增加。你几乎可以预见会有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