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新与创新

□韦地

今年“五一”，香港维多利亚港漂了只大黄鸭。随后，武汉、上海、北京、常熟等地也漂起了大黄鸭，只是上海漂的是烤鸭，北京是尖嘴鸭，常熟是穿衣鸭……。

大黄鸭成为街中一景，流行于街头，倒也无妨。可是，如果这种追新风潮走进工作和学术研究之中，侵害工作和学术风气，那就是个问题了。大黄鸭的流行实质上是我们社会追新风潮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社会流行什么，我就干什么；人家研究什么，我们也研究什么；国外有的，中国也要有。追新像一阵风，一股潮，浅尝辄止，尽管花色多样，场面热闹，但骨子里却难掩形式、表面、贫乏。

追新所以流行，一方面在于我们心里好新、求新，另一方面也在于它相对简单、省力、省心，却在显现“成果”、夺人眼球上能事半功倍。

创新是改弦易辙，是另起灶炉，常常费神费时费力。它的“无中生有”，除需要当事人有踏实的坐冷板凳功夫外，往往还需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绞尽脑汁换来的结果，却还可能是“种瓜得豆”，甚至是惨败。

趋易避难，追新自然是一条捷径。

可是，人类的发展需要追新，更需要创新。蒸汽机、电等高科技的诞生，人类因之踏进了现代文明的大门。电脑、网络的使用，我们的工作生活因之变得精彩。微软还让比尔·盖茨暴富全球。东邻岛国近乎变态式的创新，使其器物常以精致可人而讨部分国人赞赏。中国在追梦的档口，技术要进步，产业要升级，百业要振兴，“以奇用兵”，创新当是不二的利器。

中华民族本是极富创新力的，可是今天，我们只能跟在人家的航天、航母、飞机后面不停地追赶，实在是无话可说。可是，如果再过50年，或者100年，我们的先进技术仍靠拎个钱袋出外采购，世界思想殿堂鲜能听到中国的声音，大学教科书内容仍然大本大本依赖于进口，那即便中国经济再发达，甚至富甲全球，这种发展又能持续多久？我们又怎能引领潮流？

更让人忧心的是，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追新多，创新少，或者不够突出，那带来的恶果可能是自我根基丧失，甚至沦为“水中漂萍”，唯他国指向。

创新如此重要，但是俯视中华大地，能够超出世俗名位的，躬身力求创新的，能有几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恐怕是大部分人的写照。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我不知道，西方的高度文明是不是得益于这种对求真的执着，但对时下的中国来说，实在非常需要。它也是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梦的阳光大道。

作家刘再复说，我就是矿工，是自己去开掘与发现，只生产原创，不拿他人的二手货。这种“矿工”精神让我感动，如果它能恩泽更多的人，那中国要变得既大又强，不在今天，也定是指日可期的。

也许有人会说，当前国家的发展还在大破大立当中。由表及里，由粗到细，创新的发展有个过程。但是这仅仅是愿望，未必能成为必然。比如，济南火车站，1908年由德人费舍尔设计督造。1992年，因为“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历史,那高耸的绿顶子(穹顶)……就像希特勒军队的钢盔”而由市长下令拆除。新近据说出于增添文化底蕴，“新建”的火车站又要再拆除以“修旧如旧”。不说多少费用因此化为泡影，单是这种循环式的拆来建去都不知哪年会是尽头。谁能保证下任领导能够不发奇想，不再来一次追新？谁又能保证类似的“创新”在其它领域不会上演？

发展的中国必须是创新的中国，创新的中国需要有更多真正致力创新的人。这样的中国，才是有生命力的，您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