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期刊

□路新民

国门洞开之后，国人方知自己处于世界的位置。“国大并非就是国强”的道理已经深入国民心坎。足球排位跌出百名之外无人感到惊讶，商业信誉处于世界70位之后国人也不觉汗颜……。中国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又怎样了呢？据我所知道的世界排位，似乎更惨，几乎惨到无地自容的地步：学术论文之产量虽居世界第三，但质量却排在世界第122位。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水平的学术期刊，拥有硕大数量的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期刊，迄今还无一本杂志进入SCI和SSCI国际期刊检索源系统。

前些天，著名的美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哲学》杂志的主编Burbules来访本刊，交流中我更彻悟中国学术环境与人的关系。环境是人营造的，环境的好与不好，归根结底也都是人的问题。那么，人又是什么呢？依我做人的体会就是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去永无休止的改造和完善环境，努力把它营造成最适应我们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世界和精神家园。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环境并不怎么让人活得舒心，活得愉悦。是人造就了的环境，如今反被环境所束缚。用学界的术语解释叫作“异化”。如此糟糕的中国学术质量，我们的每一位学人、每一本学刊，包括被高端机构冠以“核心”的“名刊”，谁都脱不开这个干系。学人是什么？就是做学问之人。因为是学人，所以做学问之人首先应该做的是人而不是学问。现在，已经被异化了的环境和人，习惯思考和行动的却是怎么才能使自己适应自己造就的环境，而不是去改造抑或颠覆自己难以生存的环境。

做学问之人发表学术论文，应当是一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结果。记得《萌芽》杂志的主编说过，当青年作家的文学作品出现质量危机的时候，他就采取“封杀”的手段，逼迫其离开书案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其实，学术期刊何曾也不是如此。然而，中国学界的期刊少有封杀学人的。Burbules教授说他的杂志，年出版四期，每期刊发6-7篇文章，全年也就30篇左右。他说他杂志的来稿采用率在20％。我说起我的杂志，年出版六期，每期刊发20篇，全年发表120多篇，采稿率为5％。也就是说，他杂志的年来稿量在150篇左右，我杂志的年来稿量却在2500篇上下。从采稿率上看，中国杂志的学术质量远比美国的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以为就是：来稿量虽多但是多属质量低下。假设中国学术论文总体质量122位的排位成立，那么我要说的是，那事实录用的5％的好文章也不是什么好文章。对于目前处于中国教育期刊领域上佳水平的本刊而言，我倒突然感觉到个人及其杂志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严重性也罢，紧迫性也罢，其根源还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危机。我走过许多高校，耳闻目睹中国高校的科研管理、职称评审、研究生培养体制或机制，量化考核与评价的制度绝对是导致中国学术质量危机的渊源。关于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三篇论文的规定，我早在四年前就曾给予严正的批驳，现在又听说有高校规定教师每年必须发表两篇论文的怪事。试想，如果一个教师做一辈子的话，那他将要发表多少篇呢？真不敢想象，中国学术的“快餐”现象能够逞强多时！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诺贝尔化学奖“历届”得主迄今“总共”才发表了60多篇论文。难道30年后的今天，该大学还真的会包揽诺贝尔奖的全部奖项吗？其实，他们的校长也被我的质询感到回答的无奈：环境使然。环境是什么？环境是我们人创造的。现在反而却被我们人所创造的环境所压抑、所束缚、所制约。中国学界之现象，说怪也不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见怪不怪了，反倒是见了正常的、科学的、规范的，与世界接轨的，反而感觉不是一点点的怪，而是大怪、特怪。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