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城市

□中原

    国家大于城市，这是肯定的，也是毋庸置疑的。规划一座城市可以，但规划一个国家就难了。我说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比较，很难说谁是谁非，关键看谁最能符合实际。上海出了个姚明的高度，也出了个刘翔的速度，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上海的《规划纲要》要走在全国的前列，与这座城市的实际和发展是相吻合的，不能对国家的《规划纲要》吹毛求疵，因为国家的《规划纲要》要考虑的是国情，考虑的是东西部影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科技的等等，甚至包括人的因素。中国很大，山多水多，人也多，什么东西多了就会产生差异，所以考虑国家《规划纲要》就不能从一地出发，而必须考虑全局的种种差异。本期刊登的华东师范大学吴遵民教授携弟子撰写的“《规划纲要》国家与上海版本的比较与思考”是想对国家版本的吹毛求疵，类似于网络的舆情，没有他意，只不过吴遵民教授的是一篇学术文章，能够引起学界的思考，而非只是舆情。舆情也有舆情的好处，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佟婧的“《规划纲要》国家版的网络舆情分析”，至少反映了一种民意，尽管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但多少能够给教育部的官员在落实、执行《规划纲要》的时候醒醒脑子。你说是吗？

    有位电大的杂志主编认为本刊关注的问题过于技术了，我不同意她的观点。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那么多条目，有关信息技术的条目就占了一半以上，你能说它是什么大会吗？难道高等教育就是教育技术吗？教育技术对远程教育来说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媒体，远程教育确实是需要媒体工具的，没有媒体工具也就没有了远程教育。但是，远程教育更重要的还在教育，在教学。本期高阶访谈的嘉宾是科伦坡计划技术教育规划学院（CPSC)的高官西亚莫·马贾姆达教授，他向我们展示的是“职业与技术教育和培训的明天”，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已经发展到了技术的教育，也就是说，已经到了万事不能离开技术的年代了。我说的是技术教育，而非教育技术，这是两种绝然不同的概念。

    本刊记者采写的“教育技术研究的新动向”是“2010中加教育与技术研讨会”的述评，它向我们揭示了国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都是从细微处着手，放大到宏观问题的解决，少有从宏观到宏观的论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记得有位中国专家曾告诫他的弟子，从微观处着手反映大问题，而不是从宏观处着手反映小问题，包括大问题。这话说得多么实在，真可谓一语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