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战”百年展望国际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深刻的血腥烙印。2014年距“一战”爆发已整整一百年，国外社会科学界纷纷发表文章，强调要警惕当前的危险形势。6月27日，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安德鲁·哈蒙德（Andrew Hammond）在美国有线新闻网刊文指出，如今的世界局势似乎又回到了100年前，即新兴大国崛起，引起区域不平衡。不过目前美国军力一枝独秀，各大国都有核武器，加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存在，使防止1914年悲剧重演成为可能。　

6月28日，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夫·阿查里雅（Amitav Acharya）在《印度时报》上刊文指出，中国崛起不会像当年德国的崛起那样引发世界大战。原因在于，当前大国被克制和相互依赖捆绑在一起，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将会让各国慎战，如今没有争夺海外殖民地方面的竞争，全球组织也比较多，而亚洲领导人更关注经济增长。7月27日，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伯特·所罗门（Burt Solomon）的文章称，没有多少证据显示人们变得明智了，因为原本打算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日本《每日新闻》7月28日社论称，一百年前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今国际形势敲响警钟。为了避免战争爆发，我们应该回顾历史，吸取教训。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在7/8月号《美国利益》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前的启示，认为根据欧洲安全状况的发展演变，各国像1914年那样行事的可能性很低。

2．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

横亘155公里的柏林墙曾是德国分裂、东西方阵营对峙和冷战时期的重要标志。1989年11月9日，东德同意开放柏林墙，成为两德统一和冷战结束的信号之一。今年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德国《图片报》上刊文强调柏林墙倒塌对结束冷战的重要意义。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柏林墙倒塌开启了一个充满机遇的新世界。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当前世界面临一系列危机，我们能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柏林墙倒塌传递出的信息。”俄罗斯学者剖析了柏林墙倒塌的双重蕴意。美国媒体普遍认为，面对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东西方对立，这个周年纪念日引起了独特的反响。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认为，“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的崩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苏联解体被很多人看作一场大灾难。所谓灾难，并不是指帝国的崩溃，而是指整个秩序、福利国家和生活方式的崩溃。”英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新冷战》一书作者爱德华·卢卡斯指出，西方在失去共同敌人苏联后，不再团结，并警告如今的欧洲局势较当年更不稳定。英国《每日邮报》11月8日刊文称，从经济、体育、平均寿命等方面数据来看，东西德仍未实现真正的统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让—沃纳·米勒（Jan-Werner Mueller）在3/4月号《外交》杂志刊文指出，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并未走上真正的自由民主之路，而是一种非自由的民主制。

3．“工业4.0”：机遇与威胁并存

工业4.0（Industry 4.0）是2014年一个全球炙手可热的话题。7月10日，《工业4.0》一书作者西格弗里德·鲁思沃（Siegfried Russwurm）教授在西门子工业论坛上表示，“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是智能化时代。5月10日，德国CNC日本分公司管理部主任约什·勒格威（Jochen Legewie）在《日本时报》指出，“工业4.0”这种新工业趋势对日本是一个重要机遇，因为后者的经济严重依赖强大的制造业。作为一个工业巨人，日本有能力根据需要调整其技术发展方向。　

9月18—20日举办的第七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聚焦“工业4.0”，德国电气委员会电子信息技术协会秘书长伯恩哈德·蒂斯（Bernhard Thies）认为，“整合”是德国“工业4.0”的核心，既包括横向的整合，也包括纵向的整合，对订单的处理既涵盖生产也涵盖配送。以“工业4.0”为代表的下一次工业革命将为欧洲带来巨大机遇。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智能机器对人类的威胁也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认为，它可能极大地改善人们的生活并有助于解决疾病、饥饿，甚至贫困等世界性问题，但也可能取代人类或杀死许多乃至全部人类。著名企业家和创新者埃伦·穆斯克（Elon Musk）也预测，超级智能计算机很有可能消灭人类。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撰文称，科学家如果轻视人工智能的潜在危机，则会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安吉拉·陈（Angela Chen）在美国9月11日《高等教育纪事报》刊文指出，预防智能机器的威胁关键要解决“动机选择问题”。

4．美俄对抗引发“新冷战”猜想

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乌克兰东部问题、马航MH17坠毁等“突发”事件频现，美俄心结难解，对抗加剧，“新冷战”字眼频见报端。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后，盖洛普于3月27日发起一项新民调，结果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另外一场冷战即将到来。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展开了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　　

4月29日，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美国媒体上抨击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外长拉夫罗夫称西方制裁“完全缺乏常识”，俄上议院议长呼吁对等还击。5月11日，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执行主任保罗·桑德斯（Paul J. Saunders）在《国家利益》杂志刊文分析美俄新冷战的七个新特点，即美俄实力不对等、俄未形成吸引人的替代意识形态、全球化和技术赋予掠夺者以能力、成为地区大国并不一定是弱点、第一次冷战产生了规则但本轮没有、地缘政治有所不同、核武器的作用不同。与普通民众和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不同，奥巴马一再否认美俄爆发新冷战。7月29日，奥巴马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但否认美俄迎来“新冷战”的说法。此外，美国《外交》杂志2014年7/8月号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罗伯特·莱格沃德（Robert Legvold）的文章，作者主张美俄应该避免“新冷战”，认为双方应停止指责对方，消除不信任。与前几次类似，美俄“新冷战”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公开对抗或难再现。

5．“欧亚世纪”呼之欲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到“海上丝绸之路”，从“欧亚大陆桥”到“泛亚高速铁路网”，从石油天然气管道到各种物品和人员流动，欧亚大陆各国正被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国外各界惊呼“欧亚世纪”即将到来。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12日文章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底在德国访问了由重庆始发的“渝新欧”国际铁路列车的终点站杜伊斯堡，被外界视为中国中西部建设中欧铁路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式拉开序幕。新加坡南亚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拉吉夫·查图维迪（Rajiv R. Chaturvedi）称赞复兴“海上丝绸之路”，并在《印度教徒报》4月11日的文章中称，中国正在经历“邓小平时代2.0版”，即通过大胆创新的方式调整中国的全球姿态，复兴“海上丝绸之路”就体现了这种创新手段，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地位。5月22日，巴西评论员皮普·埃斯科巴（Pepe Escobar）在美国《赫芬顿邮报》刊文指出，建设中的“管道斯坦”使各种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在欧亚大陆纵横交错，构成该地区的生命循环系统。价值1万亿美元的“管道斯坦”交易将在10年内完成，最终会把欧亚各国紧密连接起来，这包括中俄最近签署的天然气“世纪大单”。西班牙《起义报》10月9日文章指出，“美国新世纪”正在迅速老去，北京—莫斯科—柏林的战略贸易联盟有可能在未来实现。此外，美国地缘政治分析智库“维基战略”分析师雷戈·劳森（Greg R. Lawson）研究了欧亚世纪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称，中国的崛起以及中俄两国签署战略协定可能性的提高，给美国战略家敲响了警钟。

6．警惕亚洲复兴滑向“民族主义”

5月19日，专栏作家贾斯汀·雷蒙德（Justin Raimondo）在美国“反战”网站（Antiwar.com）刊文，讨论从东欧到远东的民族主义复兴问题。文章指出，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人们应警惕因欧亚的民族主义引发新冲突。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编辑彼得·蔡（Peter Cai）、美国巴德学院菲利普·斯蒂芬斯（Ian Buruma）教授和菲律宾外交事务分析家理查德·海德林（Richard J. Heydarian）也分别撰文分析了亚洲的民族主义问题。彼得认为，民族主义是影响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它被严重低估了；菲利普着重分析了日本、印度的民族主义动向，以及美国因素对中印、中日关系的影响；理查德则认为，在亚洲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大众民族主义在普通民众和政治领导人那里获得认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领土完整和历史权力等传统概念。与之类似，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认为，没有条约架构的亚太地区正展开全面的军备竞赛，好战的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国家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增长。　

对此，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分析了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他在英国《卫报》6月6日撰文指出，经济复苏乏力为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党打开方便之门。维也纳大学东亚经济与社会问题专家吕迪格·弗兰克（Ruediger Frank）也指出，亚洲的民族主义正在上升，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可能迫使政客采取更极端的行为，这会导致冲突的风险加大，但当前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较低。

7．埃博拉疫情牵动全球反思

2014年，西非各国爆发埃博拉疫情，造成非洲大量人员死亡，还有在全球蔓延之势，一度引发恐慌。8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针对医疗工作者短缺问题指出，恐慌和歇斯底里已成为医疗工作者最可怕的敌人。　　

新加坡《海峡时报》8月21日刊文指出，在美国、欧洲、日本因担心传染撤回大部分医疗人员和志愿者之际，中国却派人赴非洲援助抗击埃博拉。美国医学专家托马斯·弗里登（Thomas R. Frieden）等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9月25日的文章中阐述了预防埃博拉的三种途径，即谨慎处理感染病例，教育当地人改变丧葬习俗，避免接触野生动物或蝙蝠。此外，英国《金融时报》7月29日的社评指出，遏制疫情需要更多的当地合作和全球支持。文章还认为，尽管埃博拉病毒主要是一个健康问题，但可能很快演变为该地区的经济危机。不论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考虑到埃博拉对西非国际企业和投资造成的威胁，各方都应对埃博拉病毒采取更果断的行动。10月13日，《赫芬顿邮报》刊文指出，非洲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埃博拉病毒，它还缺少足够的医疗机构，如医院、医生、护士和药品等。在埃博拉得到控制之后，富裕国家必须着手改善非洲贫困国家糟糕的公共健康环境，包括洁净的饮用水、电力供应和现代化公路等。10月17日，美国《评论汇编》刊登“西非开放社会倡议”（OSIWA）执行董事阿卜杜勒·特延-科尔（Abdul Tejan-Cole）的文章，倡导各国以一种灵活、适用和透明的方式加强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医疗合作。

8．欧洲陷入“反犹主义”回潮乱象

2014年以来，欧洲各国接连发生多起反犹太人事件。8月7日，专栏作家乔恩·亨利（Jon Henley）在英国《卫报》刊文称，欧洲的反犹太主义达到纳粹时期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蔓延到欧洲各国的犹太人社区。9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迈克·金（Mike King）题为《欧洲反犹太主义公然回潮》的文章，文中描述了类似的欧洲反犹太主义场景。对于这一轮反犹主义的原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8月2日指出这与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有关，很多欧洲人直接将矛头指向犹太人，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被激化。8月10日《今日美国报》文章也认为，持续的加沙冲突重新点燃了欧洲多国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反犹情绪进而爆发演化为各类暴力事件。

《经济学人》另一些文章认为，部分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团体对反犹威胁过度渲染，反而助长了反犹太主义情绪。9月17日，《外交》杂志网站刊登了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亚斯查·蒙克（Yascha Mounk）的文章，分析欧洲反犹太主义的现象和本质。在他看来，欧洲穆斯林中的反犹太主义上升是导致欧洲反犹浪潮高涨的一个因素。同时，欧洲各界也出现了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声音。7月22日，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等媒体报道，欧洲反犹浪潮促使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这种行为。他们称：“我们的社会不允许煽动反犹情绪、对犹太人敌视以及袭击犹太教徒和犹太教堂的行为。”9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上发表对抗反犹主义的演讲，呼吁德国各界摒弃反犹思想，保护犹太人的合法权益。

9．中国反腐“撬动”全球

2014年中国反腐频出重拳，“打虎”、“拍蝇”、“猎狐”、“连窝端”，这与今年国际反腐败日“打破腐败链”的主题不谋而合，引发一系列国际效应。长期研究中国治理问题的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韦德曼（Andrew Wedeman）表示，“这是中国实行改革以来对腐败问题最全面彻底的打击。”时事评论员弗莱迪·沃森（Freddie Dawson）7月31日在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反腐将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的实施，长远来看有助于吸引外国资本。9月1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指出，如果中国想要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减少腐败非常重要，这是中国开展反腐运动的真正目标。

对于中国的海外“猎狐”行动，国际舆论也给予充分肯定。美国《外交官亚太时事》杂志10月3文章称，如果不切断腐败官员转移资金的途径，贪官只需逃往海外就可以免于处罚，因此“猎狐”对中国非常重要。《悉尼先驱晨报》10月20日文章称，布置强硬路线来阻止中国的经济逃犯，有利于保持投资流动的完整性。因此，澳大利亚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引渡逃到澳大利亚的中国贪腐官员，并协助查封他们的资产。然而，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文章表示，中国的反腐调查对西方提出了挑战，中西国家法律体系不同、犯罪标准不同，引起了对西方国家是否引渡中国犯人的争议。在中国，死刑对腐败案件同样适用，这为部分不允许执行死刑的国家带来了问题。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国际反腐合作并取得巨大进展，《北京反腐败宣言》和G20全球反腐共识是重要成果。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众多主流媒体都对此予以关注。

10． 2014年逝去的大师

1月9日，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逝世，享年75岁。莫滕森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理论，尤其是在工作搜寻和失业理论方面颇有造诣，并且将其扩展到劳动调整、研发、个人关联以及劳动再分配等方面的研究。　

4月17日，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la Concordia GarcíaMárquez）逝世，享年87岁。马尔克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和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代表作包括《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等。　

5月3日，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盖瑞·史丹利·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逝世，享年84岁。贝克长期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为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之一。他是首位将个体经济学方法应用到社会学分析的经济学家，对于家庭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7月13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逝世，享年91岁。戈迪默是南非现代舞台上的一位杰出作家，她撰写了13部长篇小说，200多篇短篇小说，200多篇散文。在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时期，她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被国际社会称为“南非的良心”。（孙西辉/文）

来源：《社会科学报》 编辑：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