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这个时代 与它保持距离

首先欢迎各位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掌声。

你们来到的这所学院叫做社会学院。对本科新生来说，可能会有疑问：社会学是干什么的？根据我的理解，它是一门解剖社会的学问。进一步说，是“社会病理学”。当然，解剖病理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镶嵌在墙壁上的我们的院训：“创造健康社会”。

然而，解剖病理容易吗？“病”与“非病”的标准是什么？在取得社会医生的资格的过程中，如果你学到的知识本身包含着大量有毒有害的东西，你标榜为“健康”的东西恰恰又是病态的，社会将会怎样？

因此，为了将来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医生，在你们进入这所学院的第一堂课，我有义务给出忠告：认识这个时代，与它保持距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如果与12年前的今天联系起来，想到纽约世贸中心那个令人震撼的时刻，以及后来，在世界各地更多而不是更少发生的血腥场面，你会说，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如果只限于中国，你可能会想到狄更斯的名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句感性的话语包含了广阔的解释空间，可以把许多你认为了不起的成就，以及令人痛心的弊端，都与“最好”和“最坏”挂起钩来。比如“世界工厂”、“第二大经济体”、高速经济增长率，甚至“大国崛起”、“伟大复兴”，以及弱肉强食、坑蒙拐骗、贫富分化、没有信仰和信心，如此等等，都放在“时代”的前面。你如何定义它，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以及你的性格，可能还有家庭背景。想象一下，你们分属于不同的“二代”，你们当中一位的父母不幸地成为当今中国的“上访”队伍中的一员，而另一位的父母每到节日就会迎来络绎不绝的“送礼”的人群，那么，在你们各自的眼里，这个时代的面目就会明显不同。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社会学的知识，以及一定的想象能力、比较能力和概括能力，你会自然地想到一些更加具有趋势性的特征。比如全球化和个体化，与个体化相关的碎片化；想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甚至“异化”。什么是异化？宽泛地说，见怪不怪，只有竞争而缺少谦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钱不要命，要名不要脸，要房子不要家，只有价格没有价值，“休闲”变成“休忙”，都是异化。但是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以及它后来的深化来看，实质性的异化在于权力、资本、媒体和机器彻底控制了人，使人不仅要充分发挥生产力，变成高速运转的生产机器，还必须形成“消费力”，变成高速运转的消费机器。进一部的问题在于，被控制的人可能并没有觉悟，甚至会幸福地认为，自己的嘴巴、身心和胆量，都获得了无限解放，非常“high”。

当然，用上述所有词汇来定义这个时代，显得漫无边际。因为，其中的许多现象，也适合于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许多定义说的只是现象或病状本身，而没有触及我所关注的这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病源和病理。

讲到对中国社会的病源和病理的认识，我必须感谢我们院的李晟台教授。他来自韩国，能够说四种语言，兼有东洋和西洋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是文化社会学。在前天晚上的一次小酌中，他曾经问大家：“如果用一个汉字来描述当今中国的社会特征，你们会选哪一个？”大家的回答有“累”，有“乱”，也有“脏”，而李先生最后给出的选择是：“迷”。

一个很耐人琢磨的汉字。我很佩服他的穿透力，我发现，我原来喜欢使用的六个字，也就是“迷思、迷恋、迷信”，以及没有使用的迷惑、迷惘、迷失，以及迷狂，都被他的一个字给“盖”住了。当然，普通人和高人也会有相同之处。我不准备抄袭李教授的说法，而只是接受他的影响。我将从近年来做了一些思考、也曾有文字表述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诊断这个时代和社会。我的判断是：这是一个欲望爆发的时代，它塑造了一个欲望社会。

大家知道，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说辞，原本属于宣传的范畴，社会学界通常不屑一顾。但仔细推敲，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灵感。如果承认观念与行为、社会后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那么至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应当成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键词。

根据执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三大倡导”所涵盖，也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非常周全的倡导。但既然是“倡导”，说明它还不是实践形态，而只是理想形态。实践形态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实践经验，以及我个人的体验出发，我的结论是：“发展”和“发财”。“发展”表现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动者是政府；“发财”表现在社会和个体社会成员层面，主体是“人民”，包括在座诸位的多数，可能也包括我本人。

“发展”和“发财”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同，前者可能是在20世纪初，后者可以追溯到先秦（比如在《礼记·大学》篇中，有“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样的记述），分属舶来品和土特产。但就其实际所指，应该都属于人类共有价值观的一部分，具有“普世价值”的性质。正如人活着需要吃饭，以及在货币经济时代为了有尊严地活着而需要“有钱”一样，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化排斥一般意义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但是，当二者成为社会和人生的最高目标，占据核心位置，就分别演化成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

当然，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也都不是当今的中国所独有。作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发展主义是欧美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属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被看作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根据已有的研究，由于后发国家摆脱贫困和实现“赶超”的需要更加迫切，对于“发展”的强调也更加突出，并基于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推进手段，形成了“东亚型”和“拉美型”的发展主义。

拜金主义则具有更悠久的传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都曾经有它盛行的时期。关于它的根源，有人性的弱点、私有制的土壤、信仰崩溃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关系异化等被经常列举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货币的魔力增大，“金钱万能论”有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拜金主义从此成为一种永久、普遍的重要价值观。

但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当今的中国，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都完成了它们的升级版。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就发展主义而言，由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情结更为牢固，由于一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热情更加高涨，同时也由于通过经济增长维持制度合法性的需求更高，因此对发展的追求也就更为执着和迫切。在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发展”出现的频率能够显示这种状况：十二大为106次，而后逐步增加，十六大为239次，十七大和十八大都超过了300次；相应于篇幅长度，从最初的每300字一次升高到后来的每100字一次。

与此相应，在“革命”的信仰和80年代的新希望相继破灭之后，由于空洞的灵魂更需要一种替代性满足，同时也由于90年代初的第二波改革开放浪潮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包括制度的松动和漏洞、市场手段的确立、逐渐勃兴的“文化产业”出色地发挥了刺激欲望的功能，原来相对温和的“致富”意识也就演化成强烈的“发财”冲动，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就更为流行。虽然它也曾不断地受到批判，但依然形成了惊人的局面：2010年2月，由环球网实施的网络调查表明，有81%的“网民”认同中国是“全球第一拜金国家”；在另一项调查中，有60%的人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

仅仅指出它们更加盛行，还不足以认清它们的中国特征。就已经浮出水面的部分来看，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中国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发展”和“发财”被高度地统一，这种统一经由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而完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被当做主要矛盾，消除这一矛盾成为国家或政府的重要使命。它既承认了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具有正当性，也强调了通过“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才具有号召力，以及合法性。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结合，而不是分离和对立。

第二，两者的至高无上性，甚至唯一性和排他性都更加突出，分别成了国家宗教和人生信仰，超越了“左”和“右”，也超越了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少有的社会共识。“发展”变成了压倒一切道理的“硬道理”，它的众多恶果只被看作“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至于“发财”，不仅有钱就是成功，而且有钱才算成功，“谁受穷，谁狗熊”成了真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获得了广泛认同。

第三，对“速度”的追求异常急迫，成为饥渴症，甚至焦虑症。上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引导，下有“以快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的道德训条。“高速度”、“跨越式”、“超常规”、“又好又快”等等宏大修辞，都是陈述发展时的必要定语。两位数的增长率通常才算得上发展，“保八”则被当作底限。发财最好是一夜暴富，“不求天长地久，只求立时拥有”，以至于出现了“四十岁之前赚不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励志格言。

第四，两者的至高无上性，以及对高速度的狂热，也就必然导致其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这在1992年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常明显。“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主张或宣言，对法律、道德，甚至亲情的无视，“宰熟”现象和坑蒙拐骗的盛行，都是明显例证。

在认清了两种“主义”的中国特色之后，我们来关注它的总体效用。它们成为巨大的精神文化动力，它推动着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迅猛奔跑，造就了内涵丰富的“中国奇迹”：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同时也是自然层面的；既包括由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的经济大跃进，和异常庞大的经济体（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超过美国），也包括由贪污贿赂和暴力犯罪、贫富分化和多元主体对立、信用缺失和羞耻感沦丧所显示的社会溃败，以及由严重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构成的对自然的摧残，或者说生存基础瓦解。

如果从时间上做出判断，大致可以说，在1992年之前的十多年间，发展和发财的意识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建设性的，具有很强的“正能量”。但是当此后共同演变为“主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就越来越表现出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当“发展”需要用血肉之躯做燃料，“发财”需要以驱除良心为前提，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看作某种程度的“邪教”。

如此说来，这实质上意味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危机，甚至是文明的危机。虽然21世纪的“中国文明”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二发”已经侵入了它的躯体，掌控着它的心灵，今天的中国已经只能以膨胀来显示其存在的意义，甚至以此标榜优越性；中国人也似乎都变成了“金童欲女”，养成了一种新的秉性，一种既违背天道、也违背人道的秉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提到的“中国人的显著优点”，也即“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

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如果任期延续下去，无法预测它的结局。但至少从资源环境和自然生态的角度而言，考虑到中国的庞大，可以肯定，那将不仅是中国的噩梦，也是这个星球的噩梦。介绍一项新的研究结论，是以联合国环境署的名义8月初公布的，地点在鄂尔多斯，国内只有英文《中国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道。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资源消耗国，2008年的消耗为226亿吨，占全球消耗的1/3，也是美国的4倍；人均消耗量是16吨，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1.5倍。而在1970年，总消耗量是17亿吨，人均则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你们都听到过类似的说法，说如果地球人都采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将需要多少个地球。较确切的结论是4个。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有90%左右的中国人还没有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的人均消耗已经与美国一样多。这对于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位叫做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美国生态批评家曾经警告说：人类社会整体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可能演变为“最后的危机”，或“终结一切的危机”。这句话有些抽象，说的直白一些就是：21世纪，有可能成为人类最后的世纪。

讲到此处，你们应该能够理解，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的必要性。你不需要“与时俱进”，你可以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跟在这个时代的后面，慢慢地打量，仔细地品味，把那些急切地奔向终点的人们，甚至于这个摇摇欲坠的星球，当做你的观察和研究对象。虽然，这看上去有些残酷。

当然，要保持距离，前提是保持警惕。坦率地说，由于有关“现代化”、“发展”、“进步”、“竞争”、“效率”、“做大做强”之类的话语，共同形成了雾霾一样的迷雾，像PM2.5一样无孔不入；由于市场和市场的逻辑几乎支配了所有学科，甚至连社会学也会通向“成功学”，你要想免于中毒受害，确实非常不容易。我的最坏的担心是，你中毒受害了，还沾沾自喜。

也因此，我在致辞的结尾，要再次重复我的忠告：认识这个时代，与它保持距离！

至于这样做的意义，它不仅是真正的社会学的要求，是这个不堪的时代对一个社会医生的要求，而且，就你自己的人生而言，还会因此保持一些尊严，甚至泛出一点儿诗意。

谢谢大家。

(2013-09-13 17:14 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网 作者： 张玉林)

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涉及10大方面52项，今明两年重点推进19项

11月22日，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共同推进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以进一步增强上海对接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水平、完善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机制、推动各级各类教育争创一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强化教育改革发展支撑保障等，加快推动上海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

会上，教育部和上海市签署了为期７年的部市深化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五大领域２４项重点工作上开展合作，并配套建立相关合作保障机制。这意味着上海市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方案（2014-2020年）已获国家批准，涵盖10大方面、总计达52条改革举措之多的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将全面付诸实施。

今年9月，上海获批成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大省市之一，另一参与试点的是浙江省。

对广大市民来说，包括提升上海高校本科教育质量、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内，随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而生的一系列制度“红利”，将在今后陆续释放。

今年7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原则同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市“两校一市”的综合改革方案。随着此次上海教育综改方案浮出水面，“两校一市”中，仅剩北大方案还未公布。

和清华前不久公布的综合改革方案中，相关改革举措已在近年陆续启动试点类似，此次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尽管覆及全市的各级各类教育，但不少改革举措和试点，实际上自今年以来已在密集推出。

严把教师入口关，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今天召开的“部市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总结暨深化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工作推进会”上，文汇报记者获悉，2014年至2015年，上海将推进提升高校本科教育质量、深化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制度改革在内的总计19项重点工作。

加快提升本科教育质量，今年9月新学期开学，沪上不少高校已有新动静。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大学等沪上8所市属高校开始试点“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明确要求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必须为本科生讲授课程。根据上海的教育综改方案，明年，这一计划不仅将在市属高校全面实施，上海还将特别推动教授为本科生讲授专业基础课；同时建立教授坐班答疑制度，增进师生交流。

以国际同类一流专业为标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上海已制定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据此，到2020年，上海将建成20个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学科；200个学科保持在全国前列。

根据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签署的共建协议，教育部将继续对在沪部属高校的“高峰”学科发展和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给予更大投入和支持。此外，教育部还将支持在沪部属高校实施开展科研、人事、经费管理等改革，动态调整学位点。

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上海将严把教师的入口关。无论是当大学老师还是中小学老师，职业门槛都在提高。

明年起，市属高校将推行青年教师助教制度，大学新进教员不得马上上讲台授课，要先当助教，用2-3年时间积累教学经验。而在上海中小学和幼儿园，市教委早在1年前就出台规定，所有新教师上岗前须参加见习培训，见习培训不合格者无法获得教师上岗资格。

“钱袋子”改革，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管好教育经费这个“钱袋子”，上海教育综改方案多有涉及，且明确要求改革教育经费的投入、使用和监管机制。

会议披露，上海今年的教育财政投入为783亿元，较去年增长5.8%。

在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改革上，上海市教委今年已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加快建立以基本办学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为主的经常性投入机制。

据了解，在2013年市级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中，经常性经费占29%，市级统筹经费占71%；而今年，这一经费投入结构已经出现了“翻转”：经常性经费达61%，市级统筹经费29%——对高校来说，这直接意味着：校长手里可支配的“活钱”多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大了。

作为完善经费管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今年8月，《上海市地方公办高等学校总会计师管理办法》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上海市属公办高校设置总会计师岗位。由此，高校的“钱袋子”将由专业人士来打理，建立大额资金使用联签制度。须知，由地方出台高校总会计师管理规范，在全国也属首次。

上海市教委近日还下发文件，要求地方高校在对教师的科研能力评价上摒弃论文“一刀切”，建立科研人员的分类考核体系和科研成果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根据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进行评价。

根据此次签署的部市共建协议，随着上海教育综改的推进，教育部将支持上海市率先探索建立高校科研成果分类评价改革试点。不仅如此，上海还将率先探索高校科研信用等级评价标准及相应的奖惩机制，改革高校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方式，探索间接费用核定额度与学校科研信用等级挂钩的机制，支持学校结合实际以及相关人员参与项目的全时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编制劳务费预算等等。

有专家介绍，国家层面前不久已下发文件，对深化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有些规定是比较原则性的，上海高校在这方面的试点一旦启动，可能会形成一些具体的做法，提供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诸多“率先”，将随上海教育综改而动

向改革深水区挺进，破解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瓶颈，这是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承担的使命。

在备受关注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面，和上海新高考改革方案相随，上海将组建教育考试命题委员会，推进考试命题改革。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上海将制定实施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项目具体办法。

不仅如此，教育部还将支持上海完善“春季考试”制度，推动“春考”成为高校特色专业和特殊专业依法招生的重要途径。随着春考改革相关试点的推进，今年的上海高三应届生，已经很幸运地赶上了改革的“头班车”。

在推进教育系统人事改革方面，上海将在全国率先制定高校教师配置标准，率先开展中职、技校系列的正高级职称评聘。

此外，实施民办学校学费指导价管理、适当扩大民办学校收费自主权，开展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试点等，都已一一列入上海教育综改的范围。

根据上海教育综改方案，上海将根据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变化趋势等，编制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今后，上海将率先探索区域人才需求预测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情况年度报告制度。

本文转载自《文汇教育（微信号wenhui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