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盐官镇祝会人，曾在1987年开始回到家乡做田野调查，得到了很多很多当地人们的帮助。我觉得应该把我曾经经历的历史，用学术的方式记录下来，应撰写一些著作，来感谢家乡这片土地和人民对我的恩惠。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些田野调查的经验。主要讲讲两个方面。

田野调查的使命

田野调查的使命，可用三句话表达，即“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为子孙保存一份智慧”、“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这三句话是我二十多年做田野的一点体会。80年代末，我在盐官祝会做调查的时候，同时也进行访谈，注意收集第一手资料。当时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是访谈非常重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自己所在村（大队）保存的让我匪夷所思的珍贵资料。从这些资料可以清晰而准确地了解，自1949年开始，一个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因为在这些资料中，有1951年1月，一批贫农子弟冲到地主家里去抄家，然后在香烟盒及一些废纸上写下来的原始记录，这些记录当时曾张贴在墙上，在将那些抄家物资分了以后，又把它揭下来保存着。在征集到这些资料时，我特别感叹，这些资料能够真实地反映我们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农村的生产发展状态等等一系列东西，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强烈的想法，要尽快地抢救这一类资料。

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度，由于一段特殊的历史发展，留下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没有的民间资料，因为要土地改革，要抄家，所以有抄家记录。如果单家独户生产的话，就不需要记那么多帐，就不会知道农村生产的一情一节。因为搞农业集体化以后，我们需要把一情一节全部记下来，需要记工分，需要记录每一次收获与分配，因为我们要推动农业集体化，所以留下了那么多的会议记录，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我们有一批人，自觉地意识到这些原始资料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就应该行动起来，去把这些资料尽最大的可能收集起来，以便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讲起曾经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给他们。这是我当年开始感受到的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现在是复旦大学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我要尽我最大的可能收集地方资料，搞好田野工作、收集这种资料是一个历史使命。2005年，因为哈佛一个关于禽流感的会议，我到农村来做调查，海宁是浙江省养鸡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当时禽流感在海宁也很敏感，调查以后，给我的田野调查一个新的启示。我发现这些来自民间的故事、来自民间的资料，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和生命，而且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些真实的资料、真实的故事中，有着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祖先没有把这片土地搞坏掉，他们非常知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传染病，如鸡瘟（当然他们不知道“禽流感”这个词），民间自有一套应对的办法，这种传承下来的智慧对今天的生活、对今天的人类活动是很重要的。今天发生的很多问题，恰恰是忽视了民间智慧、祖先智慧而造成的。我们今天只求有更多的GDP，只求有更好的消费，但是忘记了祖先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真理，是要让人类世世代代很好地活下去，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来我回应哈佛大学，说我发现处理传染病，在各个地方有他们的民间智慧，哈佛大学如果能够把中国的、印度尼西亚等不同地方的民间智慧集中起来，在国际平台上作一个讨论，一定会非常有价值。当年我以海宁的故事在哈佛大学作了一个报告，谈的就是禽流感，民间智慧与流行病的故事。这是我从研究田野当中发现的另外一个使命，就是发现民间智慧。

还有一个使命，我跟国外有很多交流，在这种交流当中我发现国外对中国学者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他们会判断一个学者在多大程度上呈现给他们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中国的“图像”是不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仅在这里，我更要在复旦大学主张，我们要下田野，我们要到民间去，我们要到生活实践的前沿，去收集和掌握最真实的、真生动活泼的第一手资料，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让世界真正的信服你所说的一切。特别对我这样的学者来说，我希望用我收集的这些资料，更多地消减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的误解，对中国的误读。这就是田野调查的使命。

田野调查的方法

田野调查中的质性研究，是指参与观察、访谈，包括电话的采访、网络上收集资料、文献收集等等，都是作为质性研究来做的。编地方志与对质性研究的了解很重要。首先讲关于文字资料的收集。

所谓的文字资料，是留存于民间的，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记录下来的，用各种不同形式记录下来的资料。有些跟我合作的人问我：“你要收集什么？社会生活资料这个概念太大了，什么叫社会生活资料？”我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你到民间去！”其实，只要老百姓或基层干部用手写下来的每一张纸片，包括各种运动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资料，土地改革运动、四清的检查交待，四清的会议记录，文化革命当中的大字报，个人的工作笔记，家庭的日记，家庭记账本，个人的日记，还包括个人的书信等等。这些民间留下的一切，对我们理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有不可估量的特殊价值，因为这些东西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当然，没有绝对的真实。曾经有人说，那个时代的日记都是不真实的，因为日记要随时被人监督。这也有道理的。所谓真实性都是相对而言，所有的真实性都打上了制作这个资料的个人印记，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任何的真实性都受到制作这个资料的人的本身的影响。就以今天讲堂为例，我在这里讲课，大家坐在这里听，整个场景是真实的。然后，我说现在暂停，你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动手把刚刚半个小时的事情记录下来，最后看一下每一个人的记录，相信都不会一样。所以说真实性永远是相对的。所记下的东西是记录者记录的结果，这个结果受制于这个记录者本身，不同的人会记录不同的东西。当收集到资料以后，要对真实性做多种角度的鉴别，其中一个角度是这个资料的制作者是谁，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以及制作资料的这个场景。什么是制作资料的场景？比如一个四类分子在家里私人写下的日记，和在大队部让他写下的检查交待，那完全是两码事。历史发展到今天，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曾经的时代留下了最多的文字记录，但是今天实际上大量已经散失，曾经记录这些东西的人已经死亡。我曾非常遗憾的遇到一件事，有人告诉我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记了几十本家庭日记。但等我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他儿子把他的东西全部卖掉了，非常可惜。

所以编写市志，收集来自民间的大量第一手文字资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收集文字资料，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记在心里。

第一个原则叫“全面”。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任何一个文件、一个故事、一件事情必须放到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整体的背景当中，才可能被更好的解读和理解。比如袁花镇要编镇志，就要尽可能地收集方方面面的有关这个镇的所有的各种资料。1988年，我在盐官做调查的时候，收集的资料，除了调查的这个村的所有资料之外，还在这个村收集到了5部个人日记、两部个人自传。收集到这个村从土地改革开始的所有文字资料，许多的入团志愿书、入党志愿书，许多的检查交待等等，包括这个村其中有一个生产队每一个月的工分帐薄表，还收集了盐官乡镇工业从最初开始一直到90年代的所有帐目，收集了公社里的所有统计资料，收集了盐官供销社、丰士供销社从196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的所有帐目，当然还收集了群众文艺资料等等。凡是能想到的各种资料，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只有这样，才能够为后人展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的社会有机体。

第二个原则是“系统”。系统是指要有一个历史的延续性，比如那些会计帐，如果缺少历史的延续性，通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有30年的会计帐，那么这份帐目就很宝贵，就可以看出这一代人在30年中的整个农业生产变迁。又如一座茧站收购蚕茧的记录，一年、二年也许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但如果有30年的茧站记录，就可以整个反映海宁地区蚕茧收购的脉络。所以系统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让资料形成一个系列，包括笔记、家庭日记等，越系统就越有历史价值。

第三个原则是“真实”，或叫“客观”。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讲田野调查方法的第一件事，即文字资料的收集，所强调要到民间去收集那些最原始的资料，这种理念就是“真实”，资料一定要有真实性。我们有很多数字报到上面就不准确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58、59、60、61这些年，我现在收集到的账目等资料，都是与每一个农户的分配相关，都有记录，因此非常真实。但我们当时从大队到公社，再报到县里的数字，就与这个数字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去收集这些原始的帐目资料，仅查阅档案馆局、统计局的数字，就有可能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而且这个不真实的程度都很难判断，因为没有一种鉴别的标准。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包括很多会议的讲话，也许越往上，就会越脱离真实的生活。如果越到基层去，查看原始记录的东西，就会感到越真实。谈到会议记录，最实实在在的会议记录还是生产队队务委员会的记录。我收集了很多生产队队务委员会的记录，那里面讨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编地方志，就要更多地到民间去收集资料。

真实的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对调查资料进行甄别。原因在于即使民间的资料，当时记录时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民间资料的真实度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对收集的民间资料如何甄别？首先，民间资料有一个很大的缺陷，由于它的制作过程充满着个体的特征，历史随机的特征，所以它是零散的、不完整的、缺少很多环节的。即使到档案馆去查资料，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最好的档案资料，也会有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环节的资料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在四清、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毁掉过很多资料。所以，不管在档案馆的资料还是民间收集的资料，都存在着两大问题，需要去解决。一是缺少环节，二是真实性辨别。

依我的经验，是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方法，来设法解决档案资料和文字资料收集过程当中的缺憾。这个研究方法叫做访谈。在盐官镇联民村，就是现在的祝会村做调查时，我收集了全国就一个地区来说是最好、最全的资料，但仔细研究分析下来，缺得还是太多了。比如各种各样的节日，端午节、鬼节、春节等等是怎么过的？在这些资料中没有做过记录。比如土改资料中，已经详尽到每一户农民的每一片小的土地是抽动不抽动，抽给谁，全都详细记录。但是斗争地主的过程却是缺失的。这就只能用访谈的形式去弥补。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访谈的重要性与收集文字资料相当，在很多情况下，访谈已成为比收集文字资料更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找最多的人，设计最好的方法，让他们打开记忆的闸门。

访谈是一项很有技术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如果在面对一个访谈对象时，坐下来三分钟，访谈对象就很喜欢你，然后与你谈话觉得很享受，接着就会滔滔不绝地向你倾说，这就是成功的访谈。而且访谈要在对方稍微打哏的时候，能很快地把话题扯开到另一个地方，让这个访谈如行云流水般的进行下去，这就是访谈的艺术。

访谈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的问题。一是访谈者的态度和价值观，非常重要的要义是，访谈者必须对被访谈者高度的尊重，至少要很平等地对待被访谈者，以谦虚的态度，希望从对方那边学到一些东西。二是寻找知情人，做好访谈非常重要的是要找对访谈的知情人。找到这些人，并打开他们的话匣子。有些八十多岁的人，一下子会谈五个多小时，滔滔不绝。曾遇到这样一位老人，原来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八十多岁，正襟危坐，记忆力非常好，能从解放前开始，谈到解放初，然后当兵、四清、文革，一幕一幕讲下来，还能讲出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在我的引导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的讲。所以民间有很多非常聪明，记忆力很好的人，只要找对知情人，并以适当的方式让知情人接受你的访谈，这是关键。三是精心设计访谈的地点和出场的方式。到哪里去做访谈，要给访谈对象一种好的心情。到哪里去做访谈，要设计一个合适的出场方式。四是获得信任，就是让访谈对象信任你。获得信任的最重要的一条是要让对方知道，他对你说的任何一件事情对他没有风险。因为真正高明的访谈，访谈对象会向你讲很多与个人隐私相关，与周边的人相关的故事。那么访谈获得信任就十分关键。既要给他倾诉，让他愿意谈，也要让他觉得被谈的任何事情对他都是没有风险的。做到这个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五要让访谈对象说话。有时候访谈员在访谈过程中遇到一些熟悉的情况，有一种说话的冲动，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把访谈做成一个很自由的闲聊的时候，这种情况最容易情不自禁地发生。这就需要注意，访谈是要尽可能让被访对象说话，访谈者不应过多地评论、引导。要坚信一个理念，就是访谈对象脑子里的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要让他自由的尽可能地发挥出来，这才是最有收益的访谈。六是给访谈对象留下美好的印象。每次访谈不管时间长短，都要留下好的印象。因为做得再好的访谈，当把这些访谈资料运用于写作时，往往会发现访谈中的有些事情其实并没有问清楚，所以，还要补充。国际上最严格的访谈，真正能够被运用于学术的，包括编地方志所需要的那种访谈，针对每个访谈对象的有效访谈，基本的次数是三次。也就是只有做了三次和三次以上的访谈，这个访谈才是有效的，因此需要反复。

此外，拍摄照片和录像，也是很重要的办法。比如有关服装的变迁，这一百年来，服装的变迁很大。我曾请一个地方的五、六位老人，让他们把一辈子的衣服全部翻出来，这些老年人精心地保留着他们曾经穿过的所有衣服。有些就让他们一件一件地穿，一边给我们作演示，一边介绍服装的演变过程。又如农具，把所有的农具拿出来，然后一件一件的演示，讲述在什么年代用什么样的农具干什么活，怎么干，很生动形象。还有房屋的变迁、农村杀猪宰羊这一类事等等。都可以用影像资料把它们记录下来。

今天的主题是田野调查，在这个大框架下，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叫田野观察，也叫田野工作，这项工作指的是如果想做好一个地方的研究，不管是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收集多少资料，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到研究的这个地方去居住一段时间，生活一段时间，这就叫田野工作，也叫田野观察。如果住在当地，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三同”，那就叫参与观察。之所以要强调这一项工作，我深深感受到，一个人想记录一个社区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记录者到这个地方去体验，便会对这个社区有直观的理解，所以对这个社区的判断会更准确。当然观察有两种，一种是田野观察，一是参与观察。田野观察是看别人怎么做；参与观察是自己在与人一起做的过程当中看别人人与人之间怎么互动。在修地方志过程中，更像历史学界的历史人类学。就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编写海宁的地方历史，那么编写者就应该在海宁生活一段时间，切身的去体会海宁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写好海宁人的历史。我很相信这个方法的重要性。当然，作为本身处在这一个环境中的编写者，还可以摆脱身在庐山中的局面，站在海宁之外，去考虑如何理解海宁曾经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海宁这片土地，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本身，为我们如何准确地理解提出了一个挑战，当大家都意识到如何应对这样一个挑战，去很好地记录下海宁人民实践的历史，那将是一项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有意义的美好事业。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定。作者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宁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