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在中国的社会研究中逐步被本土研究者所广泛采用，尤其中国社会学界对实证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从而为解决中国社会的相关问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实证研究之所以能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使用，是由其本身固有的优势所决定。当然，任何一种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实证研究也不例外。

　　一、实证研究的优势

　　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运用一定的研究技术对研究对象进行大量社会调查，收集相关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由于实证倾向的社会学所提供的范式更接近于学科科学化的要求，同时由于时代对科学的提倡以及对自然科学近乎神话式的信仰，因此实证主义范式便成为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其本身蕴藏的科学性以及这个时代对科学的崇拜，决定了实证研究不可撼动的学科地位。

　　资料收集的可靠性。实证研究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决定了其研究结果的信度。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社会学应以那些外在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在客观性上的一致，认为社会学要揭示的就是社会中那些不依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类似于自然界规律一样的法则。揭示的普遍规律是适用于所有时间和空间的。实证研究注重研究者亲自到调查现场，获得第一手资料，研究者可以直接接近研究对象，直接感知研究对象，所获得的是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感性认识，形成对问题的真实感觉，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有数据做支撑，从而使得研究的信度大大增加。

　　认识社会的广泛性。实证研究最基本的优势是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在广阔的范围内，对众多研究对象进行调查。比如问卷调查，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现象，而且可以询问过去和外地曾经发生过的现象，不仅可以调查事实、行为方面的问题，而且可以询问观念、感情方面的问题，在调查内容方面非常广泛。再比如，观察法，不仅适合于其他研究方法所适合的研究对象，而且也特别适合于研究无语言文字沟通的调查对象。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实证研究特别容易获得总体状况。一个通过科学的概率抽样获取的样本加上一个标准化的问卷可以提供对某群体、某城市甚至某国家总体的统计推断。因此，在认识社会的广泛性方面，没有任何一种研究范式能够与之匹敌。

　　研究结论的客观性。首先，实证主义研究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引入社会学，按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来构造社会学的理论，提倡社会学的研究必须接受那些客观的、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的检验。其次，实证研究特别注重运用数学和统计学形式更精确地显现社会现象的技术，具有一种技术性的特征，能提供在形式上是纯工具性的知识，研究结果不带有任何给定的对社会政策或社会价值的追求暗示，结论是建立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之上，能做到就像自然科学一样，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再者，实证研究有一套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可提供科学、精确的解释，有效地描述并解释各种社会事实，而不仅仅是表达主观性的、缺乏证据和可检验性的论述，从而有利于人们把握普遍性、客观性的规律

二、实证研究的局限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搜集和处理社会信息的研究范式，在现代社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证研究越来越制度化，也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相关研究的重要工具。但实证研究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局限。

　　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哲学史上发展了一百多年的实证主义哲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传统肇始于孔德，成熟于迪尔凯姆，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假设是断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有着基本的一致性，即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存在本质的不同，并据此认为科学是统一的，不同的学科遵循某些相通的研究原则。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思想、无意识的物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发生的是单方面的主体认识和解释对象的关系；但社会科学涉及有思想、有意识的人和人的历史，这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处于一种双向的理解关系。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认识、自我理解的学问，它必须回答有关生活的意义问题。所以，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的解释说明方法并不适合社会科学，由此，实证主义不可避免地在方法论上表现出局限性。

　　在中国现实中的应用困境。任何研究都必须结合本土实际，才能体现其应用价值，对于实证研究，在中国现实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困境。边燕杰曾经总结了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语言问题、“心理二重区域”、资料比较性问题，以及政治敏感性、调查理论的不足、社会的复杂性等问题。这些确实都是实证研究在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最为基础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使得国内实证研究有着很多局限性。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强烈影响，实证主义社会学在认识论上带有浓重的历史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色彩。它断定社会是受一定客观规律支配的系统，据此，社会现象可以得到有效的预测。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做出某些社会预测，目的就是为了干预现实——促使好的结果发生，避免不利的因素发展。在社会领域根本不存在自然领域中那种不受时空限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永恒不变”的规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利益分化深刻变动的时期，这种困境尤其明显。

　　“价值中立”难以实现。现实的社会科学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和测量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要求观察者熟悉并能使用作为观察对象的人们用以描述他们自身行动和交互行动的方式。人们说些什么、想些什么、知道些什么，是我们从事任何课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时所绝对不能忽视的，而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规律性却是忽视了人类社会复杂性。根据认识论原理，一切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主观因素或主体旨趣的影响，任何研究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不能证明的理论假设。不仅研究者个人不可能完全剔除个人的偏见或价值观，由研究同一学科的学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持有共同的偏见，一句话，“科学家以科学家的身份做价值判断”。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要做到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难以实现。

　　总之，实证研究虽然因种种缺陷面临严峻挑战，但它所倡导的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主张，批判地借鉴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始终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途径。各种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比如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社会学理论的出现，其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促使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自身进行不断地调整、修改以日臻精确和完善；另一方面可激发各种有价值有创造性的新理论的产生，以从根本上弥补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不足，丰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化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周爱民 湖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