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的学术失误
我们在今天指出前辈学者学术研究上的某些不足，无非是要唤起自己的自警和自觉意识，知道追求学术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前人的成功固然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动力，而前人的遗憾，也是可用来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假设我们与他们相处在同一个时代，我们会有截然相反的表现吗？
在动笔写作这篇小文之前，我曾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踌躇和纠结，是不是放弃才好，毕竟下面我文章中将涉及的人，都是些享有海内外盛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在多年以前已经驾鹤仙逝，我如果不慎而写得有偏差、有缺陷，他们也无法加以纠错指谬，从学术讨论平等立场而说，“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并不公允。
但是，心灵煎熬、思想长考的结果，我还是决定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原因无它，就是建立在事实上陈说，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是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前提，是尊重内心学术良知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对前辈学者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
与当今学术界急功近利之风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学术成果的水准江河日下、滥竽充数，学术品格的尊严斯文扫地、惨不忍睹相比，我们的前辈学者，无论是知识的广博、学养的深厚、识见的卓荦、品味的高雅、视野的开阔、成就的杰出、影响的巨大，都是令人高山仰止、追慕无已的。
清人赵瓯北诗云：“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学术高度政治化、文化极端商业化的社会里，这些学术大师的成就业已无法复制，那里还可能有几个人能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呢？能稍稍认真地捣鼓出几份不太离谱的“文化快餐”，已属于难能可贵了。然而，这些学术大师的精神理应秉承弘扬，重振国学，再铸国魂，当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这些后学者的前行过程中，他们的学术贡献，永远是一面具有引领意义的光辉旗帜。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对前辈学者以及他们的贡献，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敬仰不等于盲从，推崇不等于迷信，若是在其面前画地为牢、亦步亦趋，那么，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更何况，前辈学者是“人”而不是“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受政治环境、学术资源、专业局限等外在因素或内在条件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出错，也可能闹笑话，甚至于闹匪夷所思的笑话。我们今天也应该秉持孔夫子的教诲，“当仁，不让于师”，实事求是加以指出，这才是对待学术事业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对前辈学者和他们的贡献的真正尊重。
前辈学者中，的确有不少才高八斗、学贯古今的大家名流，但是，学问大的人，往往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棱角，甚至有一些怪诞的言行，这同样会在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张中行先生在其回忆文章《红楼点滴三》中曾提及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林损在课堂教学上的趣闻，说这位林教授上课时常常是发牢骚，讲题外话，讲解诗歌，一学期不见得能讲上几首，就是这么寥寥几首，也经常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如讲解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居然称此诗类同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杜甫认为这位卫八处士很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老朋友，杜甫大不满意，所以，结尾处明确表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从此之后，你卫八走你的阳关道，我杜甫就走我的独木桥。将一首歌颂真诚友谊的诗讲成这般模样，也称得上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了。怪不得，到后来林公铎先生会让北京大学给解聘了。
林公铎先生的奇谈怪论，还是属于在课堂上信口开河的范畴，大概连听讲的学生也不会把它太当回事情。可是有的学者的研究虽说没有像林先生“高论”那样出格，可是其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颇有商榷的余地的，更为有害的，它们还堂而皇之地刊诸论文或专著，广泛传布，徒增纷扰。究其原因，发表这些观点的先生都是有大学问的专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则就免不了纵才使气，率尔操觚了，以致观点有所偏激，结论有所乖戾。
像童书业先生天资之高、功底之厚、学问之大，乃是名闻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作为历史学的权威学者，童先生专长于春秋史的研究，著有《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等鸿篇巨制，其在这一领域的造诣之精深，直到今天也无人能出其右。此外，童先生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史、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陶瓷工艺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中，也是研究精湛、成就卓著的专家，相关论著都是后学者必备的案头参考书。敝人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数代人，至今提到童先生以及他的学问、他的逸闻，依然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引以为荣幸和骄傲。
可就是童先生这样的天才型学者，其个别的学术观点也一样难免过度标新立异，似乎颇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众所周知，《春秋史》是童书业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属于典型的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可是，就是这样严肃的学术论著，也可以发现论证不够严谨、创意过于大胆，天马行空，自说自话的地方。
譬如，该书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设有“娼妓制度的猜测”一节，娼妓在春秋时究竟存在，是可以“猜测”的，但是，童先生所依靠的重要论据，居然是《诗经》中的《郑风·出其东门》等等，这多少有些离谱，有些不够审慎了。童书业先生所征引的《出其东门》的文字，是该诗的第一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这里，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娼妓”的影子或痕迹。
大家都知道，《出其东门》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诗篇，余冠英先生《诗经选》一书中有关此诗的题解，是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东门游女虽则“如云”“如荼”，都不是我所属意的，我的心里只有那一位“缟衣綦巾”、装饰简朴的人儿罢了。
可就是这样一首普通的“爱情诗”，让童书业先生将它与娼妓制度联系了起来，还滔滔不绝引申开去，说它“隐约有娼妓制度的存在”，理由是“东门外为何会有如云的游女……他们和她们怀着什么目标，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恐怕也太求之过深，离题万里了。可它的的确确是写进了严肃学术著作当中，白纸黑字，立此存照的。这不能不说是童书业先生的小小疏漏，也是《春秋史》一书的软肋。
其他像童书业先生在其《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一书中论说庄子与杨朱为同一个人，断言庄子为儒家孔子弟子颜渊一脉的“后学”，同样也是没有充足证据的推理，在学术上恐怕是难以让人苟同的。治学严谨的童书业先生尚且如此，当时更多的学者或许也就更等而下之了。
在诸多学术前辈中，比童书业先生走得更远的，可是多得去了。随便举上一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学界还曾流传过“墨子为印度人”之类的观点，发明者可不是普通人，而是颇有名望的大学者胡怀琛，他在《东方杂志》、《中国学术周刊》上发表《墨翟辨》和《墨学出于印度辨》两篇文章，后又出版《墨学辨》一书，石破天惊地提出“墨翟出于印度”、“墨翟为印度人”和“墨翟为印度婆罗门教徒”等说法，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一时骚动。
更令人惊诧的是，赞同此说者居然是大有人在，如有一位名叫金祖同的学者，就曾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墨子为回教徒考》，更提出墨子为阿拉伯人。这些名教授所申述的理由，就是《墨子·贵义篇》有墨子“色黑”的记载，所以他们就论断墨子是印度或阿拉伯人，这纯粹是一种臆测，怪诞荒谬，实在是太夸张了。如果以皮肤“色黑”来推断墨子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么就干脆将墨子说成是非洲人算了，因为他们的肤色更加黝黑。
近些时间来，社会上怀旧情绪漫延，不但向往毛泽东时代，而且更对民国时期充满遐想，说什么“民国范儿”。学术文化同样以民国为尚。但是民国没有那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妙，同样的道理，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也没有优秀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固然出过很多第一流精品，但也不乏胡言乱语的垃圾，一样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在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将当时的学术文化成就加以神秘化、神圣化，更是用不着因此而丧魂落魄、顶礼膜拜。
前辈学者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学术根抵之厚实、知识积累之丰盈，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今天看来属于常识层面的东西，他们也会犯迷糊、闹笑话呢？这中间一定存在着深层原因。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于两点。一是“趋时”，二是“自大”。
先说“趋时”。
中国是一个拥有长期专制集权政治传统的国度，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读书人与政权之间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所谓的“毛”与“皮”的关系。读书人没有独立的人格，这就很难坚守有“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读书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进入体制、依附于体制、服务于体制，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这样的主仆依附关系，决定了读书人一切唯上是从、唯书是从、唯官是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在其学术研究中同样要得到鲜明的体现。于是，必然会削学术研究独立性、科学性之“足”，去适当局的意志和好恶之“履”，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结论的理性价值与文化公信被扭曲甚至消失，这是不以学者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郭沫若就是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
在我们那个青少年时代，郭沫若无疑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龙头老大。郭先生是真正的天才，才华横溢、聪慧绝顶，在近现代中国，除梁任公之外，恐怕无第二人了。他搞什么，都能臻至一流。写新诗，写出《女神》，让其他新诗诗人黯然失色；研究甲骨文、金文，捣鼓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名山之作，荣登甲骨“四堂”之榜，“堂、堂、堂、堂，郭、罗、董、王” (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最著名四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研究历史，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奴隶制时代》等鸿篇巨制面世；客串戏剧，笔下风云，便有《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屈原》等历史剧引领风骚、独占鳌头。这种才情，这种气概，他人是望尘莫及的。胡适等人，虽与他政治立场不同，但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时，仍积极提名了他，可见郭沫若的学术水平与成就的确为举世公认，实至名归。
然而，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鲁迅当年曾以“才子加流氓”之形象比喻，加以讥讽。撇开生活私德方面的毛病不说，郭沫若先生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上跟风太紧，缺乏文人的应有风骨，投机钻营，颇为正直者所不齿。郭沫若先生这种政治投机心理，也一定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表现。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事例。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期间，中国学术界可谓是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整整十年中，除了评法批儒的东西，比较正经的纯学术著作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另一本就是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可是，你看看这部风靡一时的《李白与杜甫》，真的会教人感叹政治竟然能这样的折腾学术，也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了。
据说，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唐代诗人是“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对号称“诗圣”的杜甫则不怎么感冒(当然，在“文革”前，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杜甫也存在着过度拔高的现象，像萧涤非先生那样推崇杜甫为“人民诗人”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的看法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爱憎取向，可是在惯于揣摩上意的郭沫若先生那里，却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极尽贬损、咒骂、污蔑杜甫之能事，斥责杜甫的地主阶级反动立场（这就奇怪了，难道李白就站在了劳动人民的立场）。对杜甫的诗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为此，他对杜诗不惜罔顾事实，曲解诗意，任意栽赃，全盘否定。
从他设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他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旨趣而对杜甫大泼脏水、发泄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嗜酒终身”。有的说法真的是过于夸张，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喷饭的地步。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这样的论断，如果不是强词夺理，那什么才是强词夺理呢！
郭沫若先生对该诗的抨击并未到此罢休，还在继续：“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诗解释到这种程度，哪里还剩下什么学术性，只有泼妇骂街式的霸道，典型的诛心之论，学者文人紧抱政治大腿的结果，就是折腾出这样的“奇葩”！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如有一位著名学者研究《诗经》的著作，虽说是在十年“文革”大浩劫结束后才出版的，但成稿当是在“文革”期间，因此，也多多少少带有时代的烙印。
如《诗经.陈风》中“月出”一诗，居然让这位先生读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的内涵，这也太让人佩服了。“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些诗句意思很浅显，也就是一张在皎洁月光之下的绝色美女的素描画像，首句摹写月色之美，次句写该女子的容色之美，第三句写该女子投手举足的姿态之美，末句写诗人自己因爱慕该女子而怦然心动、情不自禁的感觉。可谓是后世曹植《洛神赋》的先声。可是，按这位先生的说法，“僚”当为“镣”的通假，而“窈纠”明明是形容女子行动时的曲线美（参考余冠英说），却被这位先生诠释为“五花大绑”之类。于是，该首诗的含义就被引申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失败了，奴隶主阶级反攻倒算，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将戴着脚镣手铐、五花大绑的起义领袖——“佼人”押上刑场，准备处死。我揣度，当时这位先生作此解之时，脑海里是一定浮现起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英勇就义的情景。这同样是政治氛围窒息学术研究，最后弄出令人遗憾的“成果”的产物。
这不是郭沫若先生等学者个人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共同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讲，“趋时”对学术良知的压抑，对学术公信力的打击，其后果的严重性，乃是毋庸置疑的。
“自大”同样是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秕漏、留缺陷的重要诱因。这里我们所说的“自大”，不是指作为学者他个人的“自大”、目空一切，自鸣清高。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情况下的“天朝中心”，民族自大。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曾长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的地位，这一点，只要不是脑残的人都承认。然而，“风水轮流转”，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的确是被欧美先进国家所超越了、落后挨打了。这让做惯了老大帝国的臣民，当然包括学者在内，心里老大的不爽，心理失衡，郁闷得要命。在“天朝中心”意识的强烈驱使下，一些学者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找回文化的自豪，寻得心理上的平衡。这中间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借助于研究的方式，来证明西方发达的政治文明、先进的思想文化，等等，不是起源于中国，就是与中国固有的文明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从而为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说，找到学理上的依据。在这种民族“自大”心态的基础上做学术研究，其得出的观点与结论，当然免不了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了。
例如，近现代不少有关墨子学说方面的看法，就充斥着这一类自娱自乐的特色。随便检索一下，我们就能够领略到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大堆“高论”。
“西学中源”是近代不少学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命题，说法有很多，如西学源出《周官》说、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西学源出《大学》说，等等，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今天那些倡导新儒学一群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就是近代“西学中源”主张者的衣钵传人，拾人牙慧、鹦鹉学舌而已。
而在西学源出先秦诸子说当中，又以西学源出墨学说最为声势浩大，最为博人眼球。
这中间首先是所谓的西器源出于墨学，一些人通过对《墨经》与西方科技的比较，大言不惭地得出：西法、西方器械“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邹征君遗书》卷一），大名鼎鼎的黄遵宪也大放厥词，声称“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余绪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上下篇。”（《日本国志》卷三十二）
这些学者文人觉得仅仅是西器源自墨学尚不过瘾，于是进而阐发西教源自墨学说。薛福成论断“余常谓西耶稣之教，其原盖出于墨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而陈炽则更为夸张，干脆将摩西与墨子等同为一个人：“阅《旧约》、《新约》诸编，知西教源流实根于《墨子》。摩西者，墨翟之转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陈炽集》，第140页，中华书局）能够如此异想天开、牵强附会，的确称得神奇！
一些学者还是意犹未尽，于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来了更为了不得的西政源自墨学说。皮嘉祐(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之子)著《平等说》一文，颇有勇气地认定，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中的平等观，源自于墨子的“兼爱、尚同”之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释氏，立法于泰西……佛法之平等，即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亦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一切都来源于中国的墨家那里，毋怪乎，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已是“墨政”之一统天下，就像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宣称的那样：“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 能说出这样的昏话来，你真的不能不佩服说话者的勇气！
由于“西学源出墨学说”也实在太捕风捉影、信口开河，缺乏起码的学术公信力，所以，在学术界风光一段时间后，后劲不足，渐渐地有些难以为继了。但是国人们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是雷打不动的，不会放弃自我中心为特色的文化“自大”狂热。于是，到后来就变化着花样，悄悄地改“西学源出墨学说”为“西学与墨学相合说”。
梁启超、吴虞等学者乃至孙中山、蔡和森等政治人物，都很热衷于倡导这类观点，什么墨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基本相一致，什么墨学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息息相通，什么墨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有实质相同处，可谓天花乱坠，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神不守舍。
尤其是墨学精神与西方近代民主精神相通之说，由于有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师阐发，在当时的确极具影响，其一些重要观点，如“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墨子的国家起源说，“与霍氏、陆氏、卢氏及康德氏之说，皆绝相类者也”、“二千年前吾墨子之学说，与二百年前彼霍布士之学说，何其相类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等等，在今天的墨学研究中，依然受到人们相当的重视，较之于那种徒托大言的“西学源出墨学说”，似乎更显得以学术为本位。
但是，无论是“西学源出墨学说”，抑或是“西学与墨学相合说”，说到底，还是过于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和文化本位心态，渗透并影响于学术研究的自然产物。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不可一概否定，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这种本位中心观的文化心理驱动和制约之下，学者也同其他国人一样，顺乎自然地进入自我陶醉、舍我其谁的“太虚幻境”之中，这样一来，学术就很容易沦落为民族主义的婢女，而失去客观公允的立场，与理性的科学精神时不时处于一种紧绷的矛盾对立状态，这走到极端，就会制造出诸如墨子与摩西为一人之类的神话。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了。
当然，我们在今天检讨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事业上的是非功过，应当遵循孟子“知人论世”的教诲，抱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注意到他们当时所处的特定语境。
换言之，指出他们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是简单容易的，也是轻松自在的，可是，假设我们与他们相处在同一个时代，我们难道会有截然相反的表现吗？我想，答案恐怕多半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内忧外患迭至、亡国亡种迫在眉睫的近代，所面临的是“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那么也一样会暂时搁置学术的科学性，而去强调突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理念……当然也可能走向胡适、陈序经等人所倡导的“全盘西化”之路；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自“反右”以来、乃至“文革”浩劫的岁月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我们也很有可能是步郭沫若先生的后尘，一样写那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缺乏学术的东西，毕竟天地之中，只有一个顾准。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轻视和嘲笑我们的前辈。他们的成就是令人羡慕的，而不足与失误却是微不足道，就如子贡所讲的那样，“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我们在今天指出前辈学者学术研究上的某些不足，无非是要唤起自己的自警和自觉意识，知道追求学术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前人的成功固然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动力，而前人的遗憾，也是可用来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尽可能的少走弯路，尽可能的少留遗憾。同时，也可借此来提醒我们自己，学无止境，连饱学如前辈，尚且还会出差错、留下遗憾，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学术“素人”，那么就更是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半点的侥幸！
总而言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