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部英国电影故事片，原名叫Sixty Glorious Years（意思是：辉煌的六十年），描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六十余年的事迹。它的中文译名叫《垂帘六十年》。这就产生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的错位感。中国封建时代在特殊情况下，太后或皇后临朝听政，殿上用帘子遮隔着，叫“垂帘”。如唐武则天、宋刘太后、清慈禧太后，都有过为幼主辅政而实行“垂帘听政”的历史。但是，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垂帘听政”的政治现象。而且，维多利亚女王上台就是亲政，并没有什么未成年的幼主要她来辅政，叫什么“垂帘”？这类翻译中的文化传统错位现象，时有发生。这牵涉到翻译的“归化”和“外化”如何平衡的问题。
　　鲁迅在谈到翻译工作时曾提出：“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
　　笔者主张坚守“归化”和“外化”（保存洋气）的分寸即掌控二者的平衡。举个例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20首中有句“with shifting change,as is false women’s fashion”，有人译作：“轻佻女人，朝秦暮楚。”但莎翁头脑里不会有中国春秋战国的影子，因此在沙翁作品的译文中出现“朝秦暮楚”这样的成语，就形成了中西文化的错位。（如果换一个成语：“水性杨花”，岂不更好？）但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绝对化，认死理。
　　公元前二十多个世纪时的古埃及人不知道中国的方块汉字。公元前二千年的耶路撒冷城里，以至整个罗马帝国中，没有人知道方块汉字。那么，Pyramid译为“金字塔”，cross译为“十字架”，这能认为是文化错位吗？不能。因为如果这样来要求翻译，那么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整个地成为不可能，理由是原文和译文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而且，就这两个译词而言，没有更好的译法可以替代。而这两个译词的特点恰恰是汉字“金”的形状和汉字“十”的结构。我们可以用中国成语“惟妙维肖”来形容这两个译词的恰当。
　　2. 人名、地名、国名等的翻译，最好是根据原文的音来译，这叫“名从主人”。例如London译作“伦敦”，NewYork译作“纽约”，都准确译出了原名的发音。但是，有的译名是长期沿袭下来的，原名的读音或译名的读音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变化，变成不那么吻合了；或者，原名和译名的读音本来就不吻合，那么，要不要改动呢？我以为不宜改动。比如，“莫斯科”原名MOSKBA（俄文），按理应读成“莫斯克伐”。但中文译名“莫斯科”是根据英文Moskow来的，已形成习惯，不能更改。又，“旧金山”的原地名是SanFrancisco，若译作“圣弗兰西斯科”，当然可以，但不能废弃“旧金山”，这个地名源于当年华人到此淘金的历史。Portugal，读音应是“葡萄葛”，怎么译成“葡萄牙”呢？原来最早译此名的是一位福建人，他的方言中“牙”读音就是“葛”。还有一种有趣的音变现象，比如，有的译名出现增字（音）现象，有的译名却出现减字（音）现象。如Russia（用英文代俄文，二者对等）读作“罗西亚”，却译成“俄罗斯”，这个增加的“俄”字是R发音时带出的气流次音，原可忽略不计。而另一个，America，读作“阿美利加”，却译成“美利坚”，把“阿”字减去了。这两个译名，在译音时有增有减，颇为“自由”。
　　有时，同一个地名有两个译名。如意大利城市佛罗伦斯，又译翡冷翠。原来前者译自英文Florence；后者译自意大利文Firenze。翡冷翠这个美丽的译名出自诗人徐志摩的手笔。
　　还有一种张冠李戴的现象。England，读作“英格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核心部分）而不是全部。但它又可指英国全部，是“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同义词。这个England的中文译名叫“英吉利”。“英吉利”其实译自English，那是“英语”“英文”“英国的”的意思。上面提到的“美利坚”，其实译自American，那是“美国的”、“美洲的”的意思。这些，能给它们扣上“误译”的帽子吗？不必，也不能。
　　由此可见，有了一条原则，应该遵守。但又不能一刀切，不能强制推行。已有的译名，已经约定俗成，是不能更改的。
　　3. 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全面推广普通话。当然，并不废止方言。联系到名词的翻译，就会引起一些想法。Sofa译作“沙发”，用的是上海方言发音。上海人读“沙”为so。按普通话，“沙”读sha，不读so。又，Washington译作“华盛顿”，也是用的上海方言发音。“华”上海音为wo，恰合英文原词的发音。“华”按普通话读作hua，这就不合原词的发音。英国诗人Shelley读音应为“谢利”，但译作“雪莱”，不可更改。原来上海口音“莱”相当于ley。而且，作为诗人名字，“雪莱”比“谢利”美。Alexander Dumas译作“大仲马”，而原词中怎么也发不出“仲”字音来。Du按法语发音勉强可以“杜”代。但是“大仲马”出自林纾琴南先生的译笔，他是福建人，福建方言发音“仲马”接近法文的Dumas！柯南·道尔的探案作品的主角名字叫Holmes，应译成“霍尔姆斯”。但为什么译成“福尔摩斯”？这也是林纾的译法，原来福建方言读音中的辅音f都读作h，所以“福”读作“霍”！莎士比亚的剧作TheMerry Wives of Windsor，朱生豪先生译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Windsor怎么译成“温莎”呢？原来中文“莎”字有两读，一读shā（沙），一读suō（梭）。“温莎”的“莎”读shā，恰与原文吻合。但一般读者和某些演出该剧的演员都把“温莎”的“莎”读作shā（沙）了。还有，英国古代的绿林好汉RobinHood，读作“罗宾·胡德”。但现在通行的译名是“罗宾汉”。这也是上海（或吴地）翻译家的创造。“汉”字沪音接近hoo，而用“汉”译这位好汉就比“胡德”恰当得多。这位译家真聪明！
　　在推广普通话的时代，不能把已有的约定俗成的译名推倒重来。我们要尊重已经形成的传统，维护公众已经养成的习惯。
　　4. 翻译，在人类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很多人不了解翻译的重要。有人以为翻译很容易，只要手头有一本词典就万事大吉了。这是对翻译的无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作协领导所作的工作报告，往往不提文学翻译，这是对翻译的无视。如果不认识翻译的作用，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鲁迅称翻译工作者为普罗米修斯，这是极为准确的比喻。如果没有普罗米修斯，人类就没有火种，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中。如果没有翻译工作者，人类面对上帝为巴别通天塔而降下的天谴，就不会有解救的良方，将永远生活在老死不相往来的蒙昧中。
　　当今是全球化时代，是信息爆炸时代。尽管英语是许多国家认可的通用语，尽管汉语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通过孔子学院在各地的建立，汉语正在向全世界普及），但世界上还没有产生一种全球通用语。柴门霍夫创造的Esperanto（世界语）推广无效，原因是它是人为的，没有根。退一步说，即使Esperanto普及了，而各民族的语言并没有消失。从民族语言变成Esperanto也要经过翻译，不用说各民族语言之间的交流了。因此，翻译的功能仍然是人类心灵与物质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翻译本身即是推动人类生存和进步的一种重要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