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场刮向德国政坛的论文抄袭追查风，让国防部部长古滕贝格、教育和科研部部长沙范等高官相继下台。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国，德国为何会出现这么多政界高官相继因学术不端行为落马的现象？学术诚信在这个国度有什么样的分量？德国是如何面对和处理高官的学术不端行为的？
探究这些问题，也许能对净化问题丛生、备受诟病的中国学术共同体提供一些借鉴。
当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部长沙范被爆出博士论文有问题时，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樊昀跟德国导师讨论起了这个话题。
樊昀说，这要在中国，就不是个事儿，只要沙范本人始终保持沉默，就能安然过关。但导师说，这种事儿发生在德国，沙范肯定是要下台的。
樊昀不信，为此，还跟导师打了个赌。结果，沙范辞职后，他收到了导师发来的短信：这说明你还不了解德国。
近年来，一场刮向德国政坛的论文抄袭追查风，让国防部部长古滕贝格、教育和科研部部长沙范、欧州议会副议长梅林、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议会议员迪特·亚斯珀、自民党政客查奇马卡吉斯、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主席格拉夫等高官要么中箭落马，要么灰头土脸。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地，德国为何会出现这么多政界高官相继因学术不端行为落马的现象？学术诚信在这个国度有什么样的分量？德国是如何面对和处理高官的学术不端行为的？
探究这些问题，也许能对净化问题丛生、备受诟病的中国学术共同体提供一些借鉴。
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崇尚博士头衔
博士头衔在德国极受尊重。留德10年的学术大师季羡林曾写道，德国社会非常重视学衔，说话必须称呼对方的头衔。对方是教授，必须呼之为“教授先生”；对方是博士，必须呼之为“博士先生”。“不这样，就显得有点不礼貌。”
季羡林在《我的女房东》里说，通过了博士口试后，当天晚上，女房东突然笑着问他：“我从今以后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季羡林慌忙拒绝后女房东才照旧叫他“季先生”。
在德国萨尔大学获得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私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一传统在德国依然根深蒂固。德国现任联邦总理默克尔拥有物理学博士头衔，德国民众一般都尊称她为默克尔博士。
“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为崇尚博士头衔，拥有博士头衔的人可以永远将头衔放在名字前，印在护照和其它证件上。”陈卫佐说，“如果你是博士，那么，你的银行卡、保险卡、交通卡上都可以印上‘Dr.’的字样。如果拥有两个博士头衔，还会并排印上两个‘Dr.’”。
樊昀也说，不同于国内流传的“博士无用论”，在德国，社会的共识是文凭的高低与能力大小成正比，如果获得了博士头衔，对于就业和升职都有帮助。一般来说，博士学位获得者就业薪酬更高，升职机会更大。“德国社会也看重大学里生产出的智力成果，像我们法学，法学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就经常会被引用到司法判决中。”
正因为如此，德国各行各业都以拥有博士学位为荣。政界人士往往也多有高学历，像前联邦总理科尔就拥有哲学博士头衔。据称，德国的16名内阁大臣中，有10人是博士，而德国各政党中也有数百名博士学位拥有者。
这些获得博士学位的政界人物，有些是一路读上来的，比如沙范，年仅25岁即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些则是边从政边攻读学位，如古滕贝格，他是2006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但早在2002年，他就成为联邦议会议员，同时还在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内身兼数职。
德国如此崇尚博士头衔，与博士学位“难拿”大有关系。德国学术制度之完备、要求之严苛举世闻名。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写道：“德国大学对论文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已经待了六七年，学位始终拿不到，关键就在于论文。”
在弗赖堡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李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德国人在学术上的严谨认真跟国内完全不是一码事，“平时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也要改了又改。像我们组，一篇文章改个十几二十版很正常。”
他说，至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人，读了很多年读不出来，或读一半走人的大有人在。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教师郁喆隽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看到过一个数据，在德国，文科生平均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是5年，很多人读10年以上。“论文评审也很严格，一般需要3个以上教授写实名的论文评语，且会被永久归档。”
樊昀说，正因为德国对本国的博士水准极为自信，所以德国并不对其他国家培养的博士一视同仁，甚至对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培养出来的博士也并不见得全部认同。前几年，他曾看到消息说，一个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在德国就业，因为涉嫌滥用“博士”头衔而被地方法院传讯，因为根据德国的《学术头衔使用法》，即使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在德国也不能在名片上印上“Dr。”。
“洁癖”是德国社会自我净化的原始驱动力
博士头衔如此被崇尚，要求如此严苛，因此，一旦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德国社会是不能容忍的。
说到这个，所有受访者无一例外地要提到一个词——“洁癖”，并认为这是德国社会自我净化的原始驱动力。
李克说，在学术规范上，“引用不充分”等在别的国家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在德国就有可能会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德国的学术界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像古滕贝格博士论文的东窗事发，就是由不莱梅大学法学教授菲舍尔·莱斯卡诺和法兰克福大学法学专家费利克斯·汉施曼一起在《法学批评》杂志上撰文揭露的。
莱斯卡诺对媒体称，他在对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进行审查时，根据习惯将其中的段落放在谷歌中搜索，结果发现，古滕贝格博士论文中的一段，和2003年刊载于《新苏黎世报》周日版上的一篇文章以及列支敦士登学院2004年发表的一篇报告几乎没有两样，但古滕贝格没有注明出处。
更详细的审查后，莱斯卡诺判定，这篇长达475页、题为《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的论文中，还有更多的段落是抄袭来的，没有注明出处的引用更是多达数百处。
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莱斯卡诺发电子邮件采访此事，他的秘书莫妮卡·霍比在回信中说：“莱斯卡诺教授不便对此事发表评论，他发现古滕博格的论文抄袭纯属偶然，因为他并不是那一领域的专家。”
陈卫佐说，德国社会具有很强的自净能力。德国各种媒体均可发出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对公众人物，社会的要求会更高也更苛刻。公众人物就像生活在放大镜下一样，各种对错都会被舆论放大。但这也使得公众人物必须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否则会遭遇社会的强烈抗议。
所以，当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决定在古滕贝格被取消学位后仍然留任他时，即使这名时年39岁的国防部长是德国政界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但仍有两万多名德国学术界人士致信默克尔，抗议这一决定。
他们在公开信中说：“科学研究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诚实和创新是我们国家强盛的基础。如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们社会里不再重要，我们的未来也将迷失……对古滕贝格事件仅仅视为过失，这将使德国作为科学创新和思想家辈出的国度的可信度遭受重创。”
标准对古滕贝格如此，对沙范也是如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古滕贝格出现学术不端问题时，沙范还曾公开评论：“作为一个31年前获得博士头衔的人，以及在过去的职业生涯里与博士生有频繁接触的人，我公开为古滕贝格的行为感到羞耻，我想他自己也该有同样的感受。”
不承想她也步了古滕贝格的后尘。沙范的博士论文标题为《人和良知——现今良知教育的条件、需要和要求研究》，共计335页。有人指控称，其中有92页存在抄袭的嫌疑，其中部分内容并非拷贝自他人，只是沙范引用了自己原来发表的文章，却没有注明出处，从而违反了学术规范。
即使沙范坚决否认抄袭，辩解称只有个别地方表述不严谨，但最终却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杜塞尔多夫大学判定论文存在隐瞒引文出处及剽窃问题。沙范不得不因此而辞职下台。
陈卫佐说，相比之下，德国政坛的“洁癖”更显著，像德国的前两任联邦总统，都相继因在外界看来“芝麻点大”的小事辞职。上上届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2010年5月辞职，仅仅因为他在接受一家广播电台采访时，对于德国派兵前往阿富汗的问题上说错了一句话。上届联邦总统伍尔夫也于2012年2月辞职，因为他在购房时获得过低息贷款，且企图阻止媒体报道此事。“德国是议会多党制国家，一旦政党内的明星人物出了丑闻，就有可能危及整个政党的声誉，所以他们不得不作出切割。”
李克也说，在德国，只要谁被学术机构认定有学术不端，这个人就肯定混不下去了，“他们不会像国内有的人那样死赖着，或者讨论什么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在这里，只有马上辞职走人一条路可走。”
大学独立处理不护短
在学术不端问题的定性上，德国大学起到了关键作用。
古滕贝格2007年以优等成绩在拜罗伊特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存在抄袭和剽窃的声音传出后，拜罗伊特大学立刻表示，会将此事交由专门调查学术问题的专员展开调查。
2011年2月23日，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决定取消古滕贝格的法学博士学位头衔，原因是他没有客观地遵守科学标准，逐字或者按照原意引用他人的文本段落，同时也没有充分注明出处。
由于古滕贝格此前已经要求校方退回博士学位论文，并承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确实犯了不符合“学术惯例”的“严重错误”，表示不再使用博士头衔，所以校方没有就古滕贝格是否存在有意欺骗行为展开调查。
拜罗伊特大学的决定公布后，即使执政联盟内普遍支持古滕贝格留任国防部长，但几天后，顶不住压力的古滕贝格仍然宣布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沙范也是在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杜塞尔多夫大学宣布取消其学位后宣布辞职的。2013年2月5日，杜塞尔多夫大学召开记者会，学校调查委员会主席、哲学系主任布鲁诺·布勒克曼宣布，该委员会最终认定沙范于1980年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存在“系统及蓄意将他人智力成果窃为己有的行为”。
报道显示，杜塞尔多夫大学组成了由8名教授、两名学术成员、两名非学术成员及3名学生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举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闭门会议，最终以12票赞成、两票反对及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取消沙范博士学位的决定。
报道称，该委员会认为，沙范女士的论文中有大量引用他人章节而没有注明出处的内容，很多段落甚至是大篇幅的原文照抄，属于明显的故意抄袭行为，200页论文中有80页、150多处存在抄袭的痕迹。
杜塞尔多夫大学犹太研究院教授斯蒂芬·罗尔巴赫尔曾接受该校学术委员会委托，主持审查沙范抄袭事件，并做出调查报告。他对沙范论文进行了鉴定，发现其中有数十页存在缺陷，并认为沙范有主观欺骗意图。
罗尔巴赫尔拒绝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他在回复的邮件中称：“出于程序正义，我已经拒绝了任何对沙范事件给予声明或者评论的请求。由于目前沙范事件的讨论依然非常激烈，我认为现在改变这一立场是不明智的。”
但他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完整地纪录这起事件和相关结论，“不过，这需要取得所有涉案方的同意”。
杜塞尔多夫大学校长办公室媒体联络人朱利叶斯·科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校已经向沙范解释了所作出的决定，“遗憾的是，沙范没有接受我们将案件详细资料公开的建议。至于诉讼，我们正等待法院开庭，相关证据也将在法庭上呈堂证供。”
郁喆隽说，在德国，个人与学位授予单位之间的关系，属于民法范畴内的契约关系。所以，学术不端行为出现后，负责调查的首先是大学。如果学术不端被调查属实，大学就有权力剥夺已经授予的学位，而当事人不服也可以进行申诉，形成了一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机制。
陈卫佐则表示，德国大学对这些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大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现代大学制度下，德国大学自主启动对学术不端的调查，调查过程没有受到行政干预和舆论影响，也没有因为校友是政治明星就‘主动护短’，而是一切以学术标准为准绳，这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学术尊严，也强化了大学的公信力和独立性。与之相比，中国的大学差距还很远。”
以学术自律防范学术不端
除了取消学位外，司法机关也可能会介入对学术不端问题的处理。
像古滕贝格事件，据报道，拜罗伊特检察院就曾对古滕贝格提起过涉嫌侵犯著作权等两项指控。但几个月后，检察机关称，鉴于古滕贝格向德国癌症救助机构捐赠了两万欧元，同时他的抄袭行为并没有对原著作者造成经济损失，检方决定结束对他侵犯著作权案的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德语系教师林纯洁撰文称，为了维护博士学位头衔的荣誉，德国很早就颁布了《学术头衔使用法》，其中规定，在两种情况下对学位予以褫夺。“一是发现学位论文有造假、抄袭等学术不规范的事；二是与博士学位获得者本人的行为相关。因为博士本身就代表了一项崇高的荣誉和道德水准，如果发现博士学位持有人有不名誉的事情，即使发生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也可以由院系的委员会决定剥夺其学位。”
林纯洁介绍，对敢于伪造学位的人，德国更是制定了法律予以惩罚。根据《德国刑法典》第132条，“对未曾获得而径自使用国内或外国学位者，处以一年之内徒刑或者罚金。”
陈卫佐教授也说，在德国，学术界的共识是学术水准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积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忌讳不劳而获或者投机取巧，尤其忌讳动用公共资源谋取私利。“对于通过靠伪造学位获取经济等方面利益的，德国司法机关肯定要追究责任”。
然而，这些举措并未让德国成为一片纯粹的学术净土，含金量极高的文凭也受到了假冒伪劣的侵袭。资料显示，10多年前，德国凯撒斯劳滕地方法院就判决过一个案子：一名商人售卖博士文凭和教授资格证，从1998年至2001年，他与23人达成交易。
德国《明镜》周刊也曝光称，德国有些人是通过雇用枪手代写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头衔的。有数据表明，每年获得德国博士学位的2.4万人中，花钱买论文的可能高达2%。德国社会也因此呼吁更加重视学术的严肃性，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打击。
跟中国一样，互联网的便利性使得学术不端行为被揭露的可能性大增。据报道，德国也有网站“狩猎”抄袭者，像Vroni Plag就是德国著名的网络学术打假平台。2012年5月，沙范就被Vroni Plag盯上，有人列出了50多条例证，说她的博士论文“很有问题”，从而点燃了事件的导火索。
郁喆隽说，他看到在一个网站上古滕贝格的论文被逐页分析，其中的学术不端之处被审视。“参与者大部分是学术工作者，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背景，但出于维护德国学术规范和形象的目的，自愿来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公民自组织的行为。”
但郁喆隽说，据他观察，目前德国还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的方舟子这类的“学术打假斗士”。“因为总体上说，德国大学的学术自律还是很好的。针对学术不端行为，主要依靠学术圈内部自律解决。德国人也担心，如果引入外来权力监督，学术圈可能失去独立性。而且，德国每个专业有自己的行业协会，例如法学学会、伦理学学会等。学会内部的人都是专家，对是否抄袭也更有发言权。”
樊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接二连三的学术不端事件发生后，德国的高校也越来越重视学术规范。他所在的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就向学生进一步强调了论文写作的规范问题，尤其要学生注意脚注、引注的规范。
他的博士论文写完后，也有些担心会出现无心之失，于是问导师要不要审查一下，或者委托有关机构进行审查，但导师拒绝了，“他认为如果抱着寻找抄袭的心态审阅学生的论文，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德国的大学也有反剽窃软件，但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判定是不是抄袭，关键还是由人来做判定”。
李克则说，德国高官论文剽窃事件在德国国内产生了巨大反响，有博士头衔的高官论文受到了更多审视。他的一个德国同学甚至还把总理默尔克博士的论文找出来看了看，只不过，默尔克的论文是关于量子化学的，“他们不在一个领域，没看懂”。
两万多名德国学术界人士在公开信中说：“科学研究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诚实和创新是我们国家强盛的基础。如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们社会里不再重要，我们的未来也将迷失……对古滕贝格事件仅仅视为过失，这将使德国作为科学创新和思想家辈出的国度的可信度遭受重创。”
在德国，对于学术不端的指控，大学究竟是怎样启动调查的呢？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成立的？人员组成结构怎样？会不会考虑委员的政治背景或政治倾向？杜塞尔多夫大学校长办公室媒体联络人朱利叶斯·科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教育问题适用州法律，同一类案件适用的法律在每个州可能略有不同。杜大所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学术案件依照该州的行政程序法处理。根据该州法律规定，“任何一所大学的职员，只要有证据显示其出版物涉嫌抄袭，学校就必须采取行动”。
“如果指控涉及到一篇博士论文，那么相关负责人必须将案件提交给学术委员会进行初步评估。如果学术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抄袭证据明显，案件将被转交给另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由学校师生员工民主选出，他们负责彻底调查案件。”朱利叶斯·科尔说，调查结束后，委员会将进行匿名投票，以决定是否撤销涉案人的博士学位。“在调查过程中，涉案人有权听证，调查结论也将详细向涉案人公布。如果涉案人对结论持不同观点，他们也有权反对甚至提起行政诉讼。”
“法律不偏袒任何人，所以每一例案件都会依据相同的程序严格进行。” 朱利叶斯·科尔强调道。
杜大对沙范的问题作出裁决后，基督教民主联盟秘书长赫尔曼·格罗赫提出异议，认为对沙范论文的调查不应仅限于杜大内部，而应引入一个由德国全国科学学术协会组成的专家组，按照更加公开、透明和客观的标准来展开，同时也需要更多持中间立场的鉴定者参与进来。
对此，朱利叶斯·科尔说，杜塞尔多夫大学的调查委员会是从师生员工中民选出来的，“这是一个独立、严格的学术组织，其构成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沙范抄袭事件的调查进程中确实有很多争论不一的观点，杜塞多夫大学严格依据有关法规并对此案秉持客观透明的标准。”
朱利叶斯·科尔同时表示：“委员会对事件核心内容的调查不会受到审核等干涉，重点在于看调查程序是否符合学术问题处理程序，调查结果是否严格依据了学术标准。如果有人对内容产生疑问，学术委员会随时接受外部的专业意见。”
据其透露，沙范博士论文所涉及的30多年前的学术文本、学术环境及学术标准，是调查过程中的主要议题之一。调查结果显示，德国学术文献引用的标准，30多年来并未改变过。
至于学生是否应该参与到调查委员会，他们是否缺乏专业辨别能力的问题，朱利叶斯·科尔回应称，学生也是学校成员，“与其他参与学术研究、重大事项讨论和进行投票的成员一样，学生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多数德国人认为曝政客抄袭背后没有阴谋
在中国，如有学术不端行为被曝光，经常伴随的声音是“内斗”或“阴谋论”。在德国，政治人物被翻出博士论文的老底儿，会不会也被视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不是也会传出阴谋论？ 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樊昀观察到，德国确实有这样的声音，但这决不是主流的声音。“我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包括我的导师，他们完全没谈到政治斗争这个方面，没有人说这是政治阴谋，或者这些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德国人不会从政治阴谋论视角看问题，也很不愿意谈论阴谋论。”
“在中国处理这些问题不太透明，所以我们有很多阴谋论，出了事总是归结为‘内斗’或‘互掐’，甚至认为谁都不干净，谁出事谁倒霉。而德国社会透明度很高，出了事只会就事论事，他们不太喜欢谈论不确定的事情。”樊昀说。
樊昀也发现，出了学术不端问题，跟中国不一样的是，德国社会不会追究导师的责任。比如，古滕贝格的论文第二鉴定人是慕尼黑大学法学院欧洲法主任鲁道夫·施特莱恩茨教授，“我在慕尼黑大学法学院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要求他要对此事负责的言论，没有人、也没有新闻媒体指责这些抄袭者的导师，任何针对他们的非难我都没有看到。德国社会对教授很信任，如果学生出现抄袭，并不认为教授有过失。”
在樊昀看来，这是因为德国把博士学位攻读者看做是有自主能力的个体，他们需要自己对自己负责，而教授无需对他们承担道德上的责任
(2013年04月10日04:40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