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转载自：求是 作者：顾骏 编辑：学妹
核心观点
论文造假性质严重，必须杜绝，但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更需警惕的还是，身在学术圈，却对学术研究没兴趣或没能力的人员不在少数，近年来频频爆出的专家学者将科研经费挪作非正常用途，其实也与学术研究兴趣不足有关。这个根本的定力和动力问题不解决，中国学术要站上世界前沿，有点悬。
最近，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在同行评议环节造假的64篇论文。从被撤回论文的目录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论文作者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
施普林格集团高层表示，这次撤回的论文数量不到该集团去年收到的中国论文总数的0.05%，并真诚地指出，“这些遭撤回的论文并不能代表中国研究人员所发表论文的整体水平，他们发表的许多论文在各自领域都具有非常大的学术突破性”，而且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尽管如此，联系到数月前，该集团下属英国BMC出版社也出于同样原因撤回43篇论文，且也以中国作者为主，作为同胞，我们不得不为此羞愧。
论文作假问题根本上还是出在个人身上
在国际上，许多出版社允许作者在递交与论文相关材料时，向编辑推荐同行评议的人选，通过了解该专业情况的学者专家的看法，期刊可以保证论文质量。一些作者提供的专家名字是真的，电子邮件地址却是假的，编辑发往这些邮箱的审稿邀请，就被截留了，冒名顶替专家可以提供肯定性评审意见，帮助论文获得期刊采用，从而得以发表。在论文审核环节造假不但会明显降低刊物学术水平，更败坏研究领域的价值观，瓦解了期刊与作者之间的尊重和信任。
对于论文作假，有人归之于个人问题，比如投机取巧、缺乏诚信。有人归之于现行学术激励机制，没有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研究者拿不到职称，无法承担重大项目，无奈之下，只能投机取巧。还有人归之于第三方服务机构为提高营业额，提供过度且违规服务，典型的唯利是图，陷人于不义。甚至还有归之于由论文作者自荐同行评议人选的方法本身漏洞太大，让论文作者“经不起诱惑”，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都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激励机制对研究者一视同仁，为什么只在少数人身上诱发作假？第三方机构不择手段固然是问题，但有需求才会有市场，没有试图造假的作者，何来帮助造假的机构？至于自荐同行评议的做法，实行了那么多年，何以这个环节造假中国作者占了大头？学术界理当“真善美”三位一体，允许自荐同行评议人，本来是对作者的信任，怎么能让偷鸡摸狗的事情频频发生，让“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所以，问题根本上还是出在个人身上，只不过不是个人“投机取巧、缺乏诚信”，而是当下一些学术研究人员动力和能力缺乏。
文化人的定力和动力问题不解决有点悬
自古以来，中国人推崇“君子谋道不谋食”，一个正派的、有操守的文化人应致力于掌握天地万物之道，不能满脑子柴米油盐，“安贫乐道”体现了文化人的定力。然而与传统不同的是，现代社会为了确保学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将文化人转变为各种职业人，大家在从事文化类职业活动时，可以领取到稳定和可靠的报酬。“君子”只管“谋道”，社会助其“谋食”，在制度框架内，个人兴趣同谋生手段的合二为一，推动了文化事业的进步，这是最合理的共赢结果。
但在一些科研人员那里，或者因为“谋道”动力不足，个人无法从执业活动中获得乐趣，更在意论文能够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好处，而不是学术成就；或者有兴趣却没能力，写不出高质量的论文，甚至连论文都写不像样，更不用说满足国际一流刊物的规范要求，走投无路之下，就求助于“第三方机构”，而后者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弄出“同行评议”造假的丑闻。
论文造假性质严重，必须杜绝，但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更需警惕的还是，身在学术圈，却对学术研究没兴趣或没能力的人员不在少数，近年来频频爆出的专家学者将科研经费挪作非正常用途，其实也与学术研究兴趣不足有关。这个根本的定力和动力问题不解决，中国学术要站上世界前沿，有点悬。
造就新一代不为稻粱谋的“学术君子”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学术研究像田径赛场上跳高项目，横杆高了，对个人天赋的要求也高了，没有强大的兴趣作动力，没有持续的关注力集中，很难保持创造活力，更难有重大研究成果。为此，人类建立了支持和监管制度，以助力学术研究。但由此也带来制度性供应与专家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没有制度性供应，学者缺乏稳定的工作环境，研究难出结果；制度性供应特别是监管过严，学者自主研究受到阻碍，同样难出成果。论文审核何以允许自荐同行评议，就为了实现制度性供应同个人自主的合理平衡，而其保障机制是研究人员的自我动力和自我约束。如果由刊物“拉郎配”，指定同行评议人选，实践上并不难，却有可能导致不太熟悉情况的专家对论文作出不够合理的评议，让科研成果得不到及时的承认。因为自荐同行评议重要，所以施普林格集团对造假作出严肃处理，并公之于众。
随着中国深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风头正劲，值此之际，尤须杜绝弄虚作假，中国学者有志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令人钦佩，但必须遵守学术共同体认可的规则，否则，不但无益于中国学术发展，还会干扰人类文化事业进步。为此，不但需要在学术发表上破除“唯论文论”的绩效观，防止刺激过度，还要破除“单位本位观”，不能为了维护机构面子而对造假行为眼开眼闭。在更深层次上，要在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中，努力营造研究兴趣，造就新一代不为稻粱谋的“学术君子”，再配合以科学合理的学术研究体制和机制，如此，中国学术繁荣可不解决这个问题期，而丑闻则不复现矣。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