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不端，是国内外学术界日益走热的负面性流行话题，它既具有普世性色彩，更凸显中国化特点。放眼望去，学术诚信危机、恶劣学术不端事件屡有发生，且高企不下、蔓延不止。虽然，对于“高校学术不端”的个中之义，存在着林林总总的罗列概括与诠释解读，中外东西，各抒己见，但若径直以中国官方教育管理机构的明令为说法依据，也不啻于为当下法行为研究觅得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样本。

根据国家教育部2009年下发的《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①，至少有七类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必须加以严肃处理：一是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二是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三是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四是伪造注释；五是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六是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七是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如何界别与认识这七类行为，从不同的学科话语出发，将会有不一样的获得与感受。首先，从认知语义学②的角度看，以（国内）“高校”作为语义场景的“学术不端行为”，因其对如抄袭、不当署名等客观现象产生并形成了某种言词概念上的意思认知与主观表达，而且，这种夹杂着主客观双重成分，又带有概括、离散与模糊的色彩，加上自有的系统性特点，因此，其“语义指称”以及作为其必要前提的“说话者指称”[1]就将变得特别而有意义——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特定而不确定，有七种但不限于七种；既可能是显性外在的，又可能是隐性或内在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兼具现象概念与物理概念结合特征的“高校学术不端”，如何透过“说话者”指称（speaker reference）活动的认知机制来寻找出固定其指称意义的合理解释：一种基于特定思想者的有意识地指称活动的神经生理机制之上的认知解释，而非基于群体共同信念之上的关于标准如何被确立起来的社会解释，这才是借助语境论的分析哲学所开展的法行为控制研究的关键所在。

一、语义揣摩与分析：“高校学术不端行为”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是一个集合概念的词组，它依次由前缀词“高校”、核心词“学术不端”以及后缀词“行为”组成。对于这一词组的含义解释，或可以因循教科书或法条的分列式规定加以列明，也可以依据图书情报学或文献研究的体例程式来加以证明或证伪。例如，它不仅表现为《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中发文列明的七类行为，还被上升为《著作权法》明令禁止的侵权情形①，或经由细节放大被纳入参考文献的不当引用行列②，等等。除此之外，还不乏有来自学科、专业或行业、民间或个人的各种类型、版本的定义与含义解释。但是，如果由表及里、由外而内地深究下去，究竟如何才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加以确切认知与判断，其答案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即使象美国这样较早、较系统地开展科学不端行为定义研究的国家，也是在不断修正与探索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了对“捏造、篡改和剽窃”（Fabrication，Falsification，Plagiarism，FFP)等“研究不端行为”定义、调查与判断的官方“一揽子”解决方案。因此，回到现实，我们发现当下中国在对“高校学术不端”的认知、评价及处置做法上却也是乱象呈现。例如，因循管理主体（政府教育行政、高校、学术期刊行业③等）、批评与监督主体（社会公众、学术共同体④、网络舆情等）以及认识主体⑤（涉嫌或构成学术不端的当事行为人）的不同而形成了宽严不一、高低不等、罚则有别的判断标准，以至于这一持续走高的热点现象不仅饱受学界争议，而且倍受社会公众瞩目。如果，当对“高校学术不端行为”这一特定概念的认识与界别已进入了“说有似无”与“说无却有”的混沌交集状态时，是否需要对那些看上去是“确定了的”（学术不端行为）但实质上可能是“被认为是确定的”概念重新加以厘定与澄清？若要给出肯定的回答，则可从行为分析与语言认知研究的角度出发，透过影响指称及其概念识别的种种外部因素（语境、说话者的行为和心理意向等）（斯特劳森，2004）[2]，寻找出在行为主体、认识对象、场阈转换等不同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对“行为——语言分析”的法行为学研究的价值认知。

首先，让我们从对“端”与“不端”的字词源义考开始。究其实，考证“端”的字源可知，墨翟就以《经说四篇》提出了“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与“是无同也”的论断。在墨家建构的自然体系里，物是以“端”为最小分析单位而构成的。又依《说文·耑部》:“耑，直也，正也。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多官切。”《释文》：“耑，本或作端。”段玉裁释义为:“古发端字作此，今则端行而耑废。”由此可见，“端”之本意在于正，在于组成物体与事物的根本要素的直与正。与此相对应的“不端”，则表现为不正经、不正直的人或事，如“行为不端”。由此推及，“学术不端”，也即学术行为的不端，是为学、治学的不端与不正。通过文献研究与网络搜索，正如百度百科、维基百科、互动百科的搜索显示，“学术不端”,首先是以一种肯定的否定语气对某种价值事实作出的评判，其次是一种发生在道德语境下的、由“他者”对“行事者”给出的有关于为人治学的操守评定。例如，互动百科的表述是：“学术不端”是指学术界的一些弄虚作假、行为不良或失范的风气，或指某些人在学术方面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败坏学术风气，阻碍学术进步，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抛弃科学实验数据的真实诚信原则，给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极大损害学术形象的丑恶现象。

其次，也可立足于行事者也即“说话者指称”的语用学角度来评说“学术不端”的含义。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无辜、过失、下意识的“学术不端”事件“被”发生过，只有是否策划、遮蔽得巧妙或不巧妙之分。做，是一回事；说，或不说，说少或说多，说轻或说重，又是一回事。即使是公知于天下、被世人认定为“学术不端”的行为，经由“行事者”话语规则的演绎切换，其负面性影响势必将变得弱化或缩水：或被归结为不经意间的失范、疏忽，或被认为是对细节关注、把握得不很够。事实上，（学术不端）行事者“既为之又讳之”的强烈心理暗示将催生出某种自我的“信念力”：是因为“他者”的认知出错，才有了对自己以及己之作品的误读或曲解，嫉妒与中伤，诽谤与毁誉，而这种评价与判断并不公允，其结论也并非能够成立。同样，当“行事者”一旦以某种特殊主体或对象的身份介入到特定的事件场阈中，则其“不端”的性质与成色或将被漂白，“端”与“不端”的判断标准将淡化模糊，以至于事端的最终将以不了了之。因此，与其说“有人抄袭了！”这句话是一句（性质）明确的、（学术不端）肯定的、（价值判断）否定的言词表达，还不如说“有人（或许是你或许是他/她，但不是我）抄袭了”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什么意思都没有表达明确。因为，从“抄袭”的原因与事实、内容与方式、证据与证明等各个方面都无法厘清“有人抄袭了”这句话对于“行事者”也即“说话者”主体的实际意义与结果，因此，就“说话者指称”语境中的“抄袭”，与“他者”言语指认的“学术不端”，尽管事实上有可能是一回事，但其结果或许根本就风马牛不相接，青红与皂白两不相干。

最后，“学术不端”作为一种具有行为学意义以及法行为学研究价值，同时又掺杂了语义认知学揣摩与判断对象的词汇，经由“行为——语言”的关联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打开了探索行为主体、认识对象、场阈转换等多要素间流动变化的钥匙。例如，以最近轰动于世的华中科技大学“锤子”①教授肖传国雇凶袭击方舟子案为例，事发前肖传国在其新浪微博中的一句留言：“嗯，怎么扯到锤子啦？”，在事后被认定为是一种涉嫌报复行为心理的下意识流露。因为，“行为”（指使他人使用羊角锤等工具袭击被害人的买凶报复行为）与“语言”（对已发生事实与行为的一种自我心理暗示与强化后的语言印证）在此已形成了相互贯通并被法律事实证明了的证据链。肖传国的学术不端，最终败绩于“锤子”的“说话者指称”语境下，实在是道出了“行为——语言——心理”之间的莫大关联。

据此，在对“端”字的古今词义考以及对“学术不端”的初步阐析的基础上，我们将结合“失范理论”等相关原理，试图从法行为学的角度对“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给出某种有意义的探寻与解析。

二、发生路径与探寻：“高校学术不端行为”

无论承认与否，有一个铁定的事实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当下的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已不再是形单影只、零星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越来越表现为此起彼伏、相互呼应的群体性行动。在各大高校中，从学生到教师，从无名小卒到名师大家，论文造假、成果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屡发不止，屡禁不绝，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蔓延态势，几乎有将整个高校学术共同体推上全盘失范、底线失守的悬崖绝境。为此，直面冷酷的现实，我们是否敢于承认：中国高校整体结构性学术失范的危机时代已经到来？！

植根于失范理论的学术失范，与社会失范同根一脉，属于社会学研究视野中的道德范畴概念。16世纪时，希腊人最早将“失范” (anomie)一词用于神学中的不守法、尤其是亵渎神灵的现象。失范作为一种社会学上考察的概念，首先是一种越轨行为，“并不只是指个体行为，它也涉及群体的活动。”[3]这一学说后经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1858—1917）与美国社会学大师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的理论阐释，作为道德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失范”以及 “学术失范”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并正式接受。在涂尔干看来，失范是“与道德规范不一致的社会现象”。他基于《社会劳动分工论》提出的立论是：由于社会巨变，作为维持人与人以及社会团结基础的道德规范，对个人行为的控制越来越松弛，当个人之间的道德制约丧失了，失范现象就此产生。此后，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立场，默顿从强调科学的自主性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与社会学的互动问题：要关注科学（社会）制度的精神特质，即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循的一套行为规范,以及科学制度得以运行的动力机制和科学制度内部的社会分层等。[4]所有这些关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制度规范与制度运行研究，最终使默顿获得了“科学社会学”①奠基人的称号。包括社会学、法学与行为科学等在内的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当代失范理论的建构研究注入了新动力。

应当说，以当代失范理论对社会失范图景的勾勒，直指一种社会规范的制度失范状态：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共同规则开始变得匮乏,而社会成员对什么是他们应当加以遵守的社会规范又产生了矛盾性的冲突分歧。由于社会失范不仅代表着对社会制度与规则体系的背离，而且还同时伴生着各种行动上的越轨与违犯，如对己身的自杀与对他人的报复等。因此，将视线转向学术与知识界，就有学者认为，所谓“学术失范”，就是在学术共同体内，当其成员的学术越轨(academic deviance)或学术不端(academic misconduct)行为频繁发生，甚至会引发整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危机的现象，就称为“学术失范”。[5] 如果我们再将视域放大延展到当下的中国社会，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伊始的社会转型期，目前已进入到转型加速期的历史新阶段。这一从经济结构辐射至社会结构的变革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已不止是冒凸出一些社会矛盾与利益纷争的个别化、简单化问题，群体性矛盾、社会化冲突已逐步发展为弥漫整个社会的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类问题。换言之，在各种利益矛盾的纠缠、追逐、冲撞、挤压之下，既有的社会价值发生裂变，现有的社会规范走向崩裂，社会（制度、行为）失范与学术（制度、行为）失范已经殊途同归、合二为一。因此，有人认为，社会转型期以及当下的社会转型加速期，本身就处于社会失范阶段。因为，在某些方面或程度上出现的社会规范的模糊、混乱和趋于多元化现象，让我们察觉到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加乱象纷飞；因价值规范的分化与整合不能完全同步而出现的更新转换难以完全协调的客观事实，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加社会失范，或者说社会失衡。因此，对于社会规范的越来越无所适从，对于社会信任的越来越缺失转移，对于社会良知的越来越远离陌生，这些都让“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渐渐地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局部走向全部，从非典型走向很典型。这也就是我们所要关注的当下学术失范行为发生的真实路径。

第一，从小众化的学术圈走向大众化的社会场。

从“高校学术不端”的发生路径与时代演变轨迹看，当知识停留在一种为少数人垄断的稀缺资源或独享的无形财富状态，当版权保护还不需要被当作一个矛盾问题来加以对待时，无论学术之“端”与“不端”，均无伤大雅。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社会形态的进入与发达，对知识经验、专业素养、文化习得、通识技能等各种元素赋予了知识生产力的动能与潜力，那么，置身于名校学府、科研机构象牙高塔里的人，若以“学术”名义开展各种活动与行为，则总会让人感到艳羡与仰慕，崇敬之心油然而生。因为，学术所对应的是传播精英教育理念的小众化的学术圈，是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顶尖人才聚集打造出的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但是，“学术不端”的频现，尤其当占据行政权力资源与学术专业资源的高端人士，因其科研与教学成果涉嫌抄袭、剽窃而屡被曝光，则以学术的名义而由“不端”进阶为“腐败”的失范行为在各种拷问的夹击下被推向大众化的社会场：哪个校长、院长、所长抄袭了；哪个知名学者作假了；哪个名校的博士生论文实验数据作伪了，等等。在名人（名校）效应的放大作用下，公众心目中仅存的大学象牙塔形象可能就此轰然倒塌。

第二，从自发性的个体行为走向职业化的集体行动。

“高校学术不端”，作为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领域内自体产生的一种“副产品”，自近代大学制度创立以来即已存在。对于国内众多的教科研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而言，回溯抄袭、剽窃、称伪、造假等各色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行为的发生“进化”轨迹，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30年的滑堕裂变，总体上呈现出从自发到“自觉”、从业余到职业、从个体到集体的结构性变异的性状与特点。在高校教师学术评价与考核机制尚未全面倒向“核心期刊制”之前，“学术不端”现象以自发性的个体行为居多，而随着1999年全国高等教育大面积扩招、硕博人才培养竞相上马、高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内外环境条件的客观改变，加上社会风气的整体下滑，枪手替考（职称外语）、论文交易、翻译抄袭（2002年北京大学王铭铭抄袭译作）、伪造经历（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联合作假（2009年井冈山大学钟华、刘涛两讲师共计70余篇国际学术论文造假）等各种学术不端现象“高调”升级。最荒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论文经济共同体”的应运而生：一端是论文求购或乞求发表者，另一端是依照“显规则”加收“版面费”的学术期刊，中间有以学术造假为营生的地下经纪人或职业团伙的从中撮合配对。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副教授的研究调查显示，仅仅“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为1.8亿-5.4亿元，论文购买者遍布高校、研究单位，搜索引擎是到达买卖论文网站的主要途径。” [6]中国的学术不端，怎一个“不”字了得！

第三，从学术的道德瑕疵走向知识的法律变节。

迄今为止，之所以人们仍沿用“学术不端”这一字眼来形容教育知识界出现的抄袭、剽窃、伪造等各种令人心痛的问题，其根本在于，对于学术问题的评价与批判应本着科学精神、求知态度回到道德框范的系统架构内进行梳理解决。因此，从杨玉圣教授十年前创办的“学术批评网”，到2009年国家教育部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从清华大学的汪晖事件到复旦大学的朱学勤风波，学术纠偏的道德治理进路已日渐明朗。但是，随着社会诚信体系的结构性垮塌，以及高校学术评价机制的重心失衡，近似中性名词的“学术不端”已无关痛痒，而取而代之的是“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重量级名词的高调走热。例如，以“新语丝”网站创办人、行事偏激的“打假专业户”方舟子为代表的“学术打假”斗士们，不畏以一己之力“决战”整个教育与学术体制，十数年的营谋与苦心坚守终于换来“打工皇帝”唐骏与“准院士”肖传国曝光现形的重磅成果。如将“学术不端”比作为高校教育科研领域内的一种学术的道德瑕疵，那么，充斥了“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以及“论文经济”等各种毒瘤恶疮的知识教育界是否号令了一场集体哗变：从对道德底线的突破冲向法律变节的罪恶天堂？莫非学术与知识尽可标价出卖、人格与品学皆可自由交易，莫非版权已死、法律将亡！

高校学术不端，以小见大、以近观远、以内察外，它有如一种原发的慢性病，受制于内压外力的干扰破坏，自身免疫功能几近丧失，毒瘤病症的诱发激活，最终促成了从小众化的学术圈走向大众化的社会场、从自发性的个体行为走向职业化的集体行动、从学术的道德瑕疵走向知识的法律变节的三大路径的生成裂变。正视现实，我们必须找寻有效的治理方式，以阻却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升级蔓延。

三、技术化阻却：“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防御选择

对于国内众多高校而言，如何防范与抵御因在校师生触碰“科研诚信”底线而引发社会对“学术不端”问责不绝的现实难题，已成为高等教育机构时下普遍担心的教学质量工程问题。为整肃学术风气、严防弄虚作假，从源头上制止剽窃、抄袭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与清华同方知网（CNKI）共同研制开发的“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简称“AMLC”）自2008年底开始被逐渐推广使用，迄今已成为国内知晓度、认同度最高的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①。除此之外，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社科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科研诚信管理系统（人事版）、英文检测系统、中英文对照检测系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高校、期刊杂志社、用人单位或有此类需求的单位或个人使用。据动态数据显示，AMLC已初步建成事实规范数据库。完成中国科研机构名称规范数据库（70万），作者名称规范数据库（300多万），期刊信息规范数据库（9000）。对于预防和检测学术不端行为而言，这些检索平台与后台数据正在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看，通过计算机程序复制方式开展的针对学术不端文献的检测研究工作，最早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普及在90年代以后渐趋完善发达，软件（机器）检测（简称“机检”）的目标对象聚焦于以文本复制（抄袭）为重要特征的学术文献不端现象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鉴于有必要对数字技术时代的科技、社科等各类学术文献开展内容管理与版权保护，因此，陆续被开发、使用的检测平台或系统大都融入了数字指纹、VSM等新一代检测方法。目前，国外知名度较高的“机检”平台有“Turnitin论文作业抄袭检查系统”②、“Cross Check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③等，其他如PubMed④、Find Articles等开放共享、公共存取的部分数据库资源也被包括在内。例如，在全美新闻与世界报道百强大学排行榜中，有69所高校均选择通过“Turnitin”系统对其学生作业（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现象进行甄别检查；而遍布126个国家、包括远程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在内的超过10000家客户都在使用该系统；另一个旨在对投稿论文的原创性进行检测的“Crosscheck”系统，透过基于全球学术出版物所组成的庞大数据库和一个基于网页的检验工具的“双通道”检测法，期望帮助学术界和出版界严正全球学术风气、防止学术剽窃和欺诈，以达成保护学术研究和文字出版者的原创版权的最终目的。《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于2008年10月正式成为“Crosscheck”中的第一家中国会员。事实上，通过“机检”侦测来对高校教师的科研成果以及学生的论文作业开展“学术不端”的文献检测，到目前为止，被中外学术界证明是对付抄袭或侵权的最有效技术辅助测定办法。

面对高校学术不端日益严重的现实问题，以技术化阻却版权侵权、以技术化推进版权保护的中国式进路正在强劲生成。以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不端检测软件系统平台，即清华同方期刊网（CNKI）推出的AMLC（科技期刊）与SMLC（社科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为例。概括地说，其技术优势主要是：技术先进、全文检索，方法领先、数字指纹，开放平台、自行建库，斟酌情形、便宜处置。该系统采用与国外技术同步的“基于数字指纹的多阶快速检测方法”，依托《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比对数据库，开展针对各期刊编辑部检测来稿和已发表文献的指纹测定，并支持各刊自建对比库与问题库。它们都采用了“协议授权、内部使用，免费服务、自我认定”的甲乙双方合作模式。即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甲方）以“内部自用”的规定使用方式，协议授权国内科技期刊或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单位（乙方）对其本刊来稿和已发表文献进行免费检测，同时由使用者对其利用检测系统所作的性质认定负责，若有公开使用检测结果与数据的，则由使用者承担可能引发的相应后果。

具体而言，CNKI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将通过对文字、句子、段落、整体及其重合度的检测比较，以确认待查论文或文献是否构成抄袭（轻度句子/段落抄袭、句子/段落抄袭、整体抄袭，单源/多源抄袭）、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问题，并将以向用户提供“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单”作为最终服务产品。其中，对文字复制比（TR）、重合字数（CNW）、段文字比（PR）、引用复制比（RR）等关键检测指标的数值计算与分析运用，将直接决定诊断结果的性质与程度。一般来说，文字复制比越高、重合字数越多、段文字比越高，学术不端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 表一：CNKI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抄袭”的技术划分①

无论是高校学生的学位论文，还是科技类、社科类期刊出版单位的来稿或是已发表文献，CNKI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提供的“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单”将会出现各自不同的诊断结果。下面，试以某教育类社科期刊三篇投稿的检测诊断为例，以数据例证说明检测系统的实际有效性。

表二： CNKI社科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抄袭”的个案诊断②

综上看来，这种通过运用最新信息科技手段来成功分拣与析出学术不端文献的技术防范措施，是在以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倡导下形成的，旨在从内部达成一种基于对同种话语规则下的技术价值判断与学术道德判断的法行为控制，而该措施本身就是一种被动保守、博弈平衡的选择性结果。即：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现、甄别以及对文献或来稿的分级处理；对学术不端行为主体的确定、责任梳理以及对消极后果承担的相应建议；对享有版权的学术文献的技术性还原保护。换言之，对于CNKI“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而言，甲方作为工具性平台及其软件检测服务的提供者，必须依靠技术化路径下的检测报告与具体数据说话。因此，其代表并输出的价值观必然依附于技术中立主义与工具主义的观点立场，基于技术的价值判断成为其最终的结果指向。乙方作为从事知识生产与教育传播的高校学报、科研杂志及相关专业期刊，大多是自愿接受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服务的机构用户。通过对来稿或文献的程式化“机检”，本着学术道德的价值判断与诚实守信的法治精神，以决定对最终结果是全部接受或者采取选择性的接受与保留。由此，沿着“学术不端”的法行为发生路径，大多数用户重新选择重新回到以科学精神倡导的自由学术与学术诚信并举的逻辑起点（合法守规），少部分用户则因受制于“大学行政化”的威权压力转而自降学术门槛，选择以双重或多重标准来衡量评价“不端学术”行为（合法不合规）？更有一小部分用户自甘堕落为游走在“论文产业化”灰色地带的权力寻租与交易获利者（违规违法）。究其实，导致以上各类情形发生的主要诱因，一是在于学术类期刊在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包括对技术价值判断与学术道德判断的远近取舍上有所分别，二是在于对主体行为的合法或违法性质、有效或无效状态等法律标准的考察上有所伸缩曲折。因此，透过“学术不端检测软件系统平台”用户的行为影像，一个开放而不确定、看似多解而难解的选择命题由此产生：在技术与道德、技术与法律、道德与法律这三组六角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冲突与叠合？与“高校学术不端”相绑定的法行为控制，究竟应该以怎样的话语规则嵌入现有的“道德——技术——法律”规范体系，以寻找出化解各种矛盾的现实出路。

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曾经出现过“电脑辅助量刑”①的新生事物一样，当下，对于以CNKI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为代表的 “防抄袭软件”的功能价值评价，更多地落在了技术的“辅助性”特征上。客观说来，采取技术中立主义立场，以道德警示或惩戒为突破口、以法律训诫与后果约束为保障底线，在“道德——技术——法律”的规制框架内通力消解数字环境下的论文抄袭、剽窃、篡改等学术不端等问题。

四、以退为进的版权保护：技术化了的“高校学术不端”法行为控制

一旦进入版权/著作权的制度实践领域，对呈现出高发、频发、群发等症候的“高校学术不端”问题加以透视，我们将会发现，无论是轻度的文本抄袭，还是对实验报告数据或文献注释的伪造、篡改；无论是以翻译、嫁接等手法实现自我抄袭，还是公然剽窃、侵夺他人的科研成果；无论是联合作假骗取课题立项还是连续作弊以盗取国家对科技或人文研究成果的奖励①，诸如此类的各种行为均可被归入到“高校学术不端”法行为控制的对象之列。

无论我们是否敢于承认或故意回避，以退为进，借道防抄袭软件（AMLC、SMLC、Turnitin等）的技术化进路，将成为目前阶段寻求对合法作品施予版权保护的现实路径选择。“以退为进”，即通过“防抄袭软件”的单独布防或联合拦截，使其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文教系统内得到广泛普及使用，以加大对抄袭、剽窃等侵权现象的发现与消除力度，不断抑制“高校学术不端”的成功率，以此促进并推动对享有版权作品的依法保护。

正如尼古拉斯·卡尔其新书《浅薄》中指出的那样，“互联网正在按照自己的面目改造我们。我们变得对扫描和略读越来越得心应手，但是，我们正在丧失的却是专注能力、沉思能力和反省能力”[7]。即便我们情愿相信并依靠学科专家的辨识眼光与能力，但是，在当今以技术防伪、技术过滤、技术清理为高端统领的信息化社会的规制框架内，技防为先、人防为后，打防结合、多元治理，已成为学术打假与学术反腐的前置性程序的时代定格。

大致看来，目前对于高校学术不端的纠正与矫治方法有主动与被动两种模式。主动自纠的做法并不多见。例如，据《开放教育研究》杂志编辑部撰文自曝家丑，为抑制“学术不端文献作者”上榜名单的继续攀升，刊物秉承“有错必究”和“不护短”的原则对涉嫌抄袭者给予公示。其原因是：“2007-2009年度所有的（18期）本刊，包括一稿多发、疑似自抄、疑似抄袭的22篇文章，平均每期高达1.22篇”。[8]面对这一惊人数字，编辑部警示告知每一位作者，切忌一稿多投，更不得自抄，甚至是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被动纠错或依司法途径矫治违法行为的相对较多。例如，井冈山大学对于涉嫌抄袭70余篇论文的钟华、刘涛二人的侵权事实分别调查确认，并根据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中列举的“伪造或篡改数据”、“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和“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类型，判定其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对两人的行政处理结果是：撤销其造假学术成果、追回全部奖励，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撤销二人的高校教师资格、解聘二人的高校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撤销两人的高校讲师专业技术资格，开除两人公职，并给予钟华开除党籍的处分。[9]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通过技术途径实现的对高校学术不端的治理与清理，是一种以看似消极实则积极的防火墙过滤保护的切实行动来维护版权作品的合法权利，其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深刻而又深远。

我们还注意到，最近发生的“百度文库”上传作品涉嫌侵权事件，虽有50位作家主动发起并致力推广意在著作权的维权行动，但包藏了各类教学教案、论文教材等网友自行上传文本的百度文库，通过“危机公关”后的针对涉嫌侵权的作品的自我强制删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实现了对教材类、论文类作品的技术化去淤泥保护。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防抄袭软件的使用普及，近两年来，反抄袭软件在大学校园及网络开始走热。例如，武汉大学沈阳副教授研制出的“ROST反剽窃系统”遭到了学生们的“反反抄袭”破解。尤其是学生在送交答辩审查前都会私下里对自己论文展开自查自纠，当出现“引用过度”、“段落抄袭”等某些检测结果时，学生们也会通过“抄意”、“改写”等手法来规避由“防抄袭软件”带来的风险。

综上看来，观瞻“高校学术不端”的应对化解之道，不仅有以退为进的版权保护为策应，而且有技术化了的法行为控制机制与集成的法律规则-道德规范-技术规程为保障。当然，针对当下道德涣散、法律迷途、社会乱象横生的万般景象，究竟该如何设计引导出与“高校学术不端”法行为发生路径以及标有版权保护的技术进路相匹配的有效控制方法，如是否可以成就以道德自律、行政监督与法律监控相互关联渗透的导控集合体？究竟当“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危机聚集到达何种程度，将可能引发国家性的学术灾难爆发？究竟是回归到科学规范的道德自律还是奔向严刑峻法的裁断重罚？这一切，恐怕值得我们今后再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与探讨。

由“高校学术不端”延展出的版权保护的技术化进路，在本文中似乎只是一个外在的影子。但如何让阳光直射下来，让版权保护与驱除学术不端合二为一，这是一个法律的E托邦，更是我们对现实的一种无奈与寄托。通过对抄袭、剽窃、篡改等黑色字符的语义解析，透过对进入学术不端行为语境的“说话者”的主观揣摩，在社会失范全面中心化的场态中，我们或许不应以不端行为、不耻行径来观察与判别那些已被污染了良心的知识分子。虽然版权保护，已显得太不重要，但我们心中仍为之不舍的，还是那份对学术端正之担纲社会良序公平砝码的眷念与期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