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前提，但是，在学术发展的历史上，并不是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时候，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过天主教宗教审判所的迫害，伽利略被迫放弃自己的观点。而在后人看来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颇有贡献的加尔文教徒，却对血液循环理论的发现者，进行了迫害。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我们也曾一度跟着苏联走，放任意识形态对科学的欺凌。在生物学上，驱逐摩尔根学派，以确保米丘林学派的权威。据说，当时科学界的大批判，不仅在生物界，在物理学界甚至数学界都开展过。

严格地说，学术自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学术自由实际上一直会受到各种维度的干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干预。现在，自然科学的学术自由，受到意识形态的干预比较少了，人们不再认为自然可以能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也不再在这个领域讨论科学的政治价值属性。但是，在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干预，还是相当厉害。这些领域，每个学科都有很多禁区，凡是禁区，就不能研究，研究了，也不能讨论，尤其是不能公开发表研究成果。有很多话题是不能碰的，如果非要碰的话，也不能发表。在某些单位，如果做人文社科研究的人，在境外发表了在境内不能发表的文章，往往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退一万步说，即使单位不处理你，那你的成果，也不算科研成果。甚至可能被打入另册，以后单位再有好事，你就别想了。改革前经常进行的学术大批判，现在虽然少了，但并没有绝种，一有风吹草动，大批判还是会冒出来。

对学术自由第二种维度的干预，是权力。在这一方面，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都一样境况不好。很多大工程的上马论证，原本是个科学问题，理应由专家决定。但事实上却领导说了算。知趣的专家，往往会围绕领导意图来说话，领导要什么结论，他们就能做出什么结论。反过来，凡是不知趣的专家，即使有机会说话，说出来的话也必然会被冷冻，说了也白说，如果说出来给领导的决策造成了麻烦，以后这样不识趣的人，就别再想在各种论证会上出现了。

不仅论证如此，各种项目评审，学术评审，各种科研奖项的评审，甚至职称评审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评审，看似专家说了算，但实际上都是组织者在操控。组织者让谁上，大体上谁就可以上。明明有所谓的专家库，但组织者却有本事根本不加理会，只挑那几个听话的，凡是不听话的专家，顶多有一次机会，此后就永远跟评审无缘。

更可怕的是，现在科研机构和大学，行政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所有的地方，都像衙门，一个行政机构。这样的机构，没有人看真才实学，也没有什么同行评议，每一层级，都只看谁的官大。所以，官大学问大，科研好，就成了一个定律。在学术评议以及研究中，官大的人，说话声音就大，也权威。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的学官，顶着学术权威的头衔，所有的机会都是他的。在申请课题的时候，所有论证报告，都得学生给他讲解，但却必须由权威来领衔。应该说，在当今中国，学界的权力导向，行政化导向，已经制度化了。学术自由在权力面前，变得非常的苍白。人文社科领域，没有课题，没有经费，有的研究只要研究者感兴趣，不求名利，还是可以做。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向权力低头，很多时候什么都做不了。可以说，在自然科学领域，行政化的危害更大更严重。

对学术自由干预的第三个维度，是金钱。原本，学术的研究要想做好，首先必须得有兴趣。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兴趣，却受到金钱的强烈冲击。著书只为稻粱谋，所著的书就未必有价值，但今天研究者的导向和动力，几乎就剩下了利益驱动。这种情况下，无法获利，现得利的研究课题，就很难有人问津了。

学术自由，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在今天的科研体制下，尤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