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学术不平等是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

学术研究不仅是学者的一种生存状态，更是知识分子和人类的精神诉求。当学术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成为一种主导时，不仅带来研究者的精神变异，更带来学术的社会性危机，最终将使学者和学术都失去社会的公信力。但究其根本，学术不平等是造成当下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症候。

第一，官本位意识导致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的不平等。

学术不平等首先是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本应确立一种学理意识和学术平等的共识。在一个学术群体中，有着不同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关键是如何尽可能地维护和坚持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权利上的平等原则。在具有“官本位”和等级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中，学术身份往往与社会身份乃至政治身份混淆，甚至常常以后者作为前者的评判尺度，从而造成行政权力越界，扩大或者置换为学术权利，最后导致学术权利和价值评价的不平等。

其次，学术不平等是体现在资源配置、报奖评优等一系列程序中的不公平。当下，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利的互换和混淆越来越引人注目。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实：谁是领导，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这里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有时候也包含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谙熟，其本质上还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更有甚者，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纷纷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为自己留后路，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

第二，急功近利的需求导致过度量化的评价机制。

学术不平等还表现为学科之间的差异。在强调“服务现实，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的发展战略引导下，急功近利越来越成为一种学术导向和社会潮流。没有着眼于未来和人类的基础学科发展的现实策略是没有前途的，都去服务现实，谁去服务未来？都去服务社会，谁去引领社会？都去服务地方，谁去服务全国和世界？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活动最终产生的只是工具性价值，而不会成为人类的思想资源。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和应用技术就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受急功近利思潮的影响，当下中国学术界正处于一个极度量化的时代。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高校一直处于“评审”与“被评审”之中，由于量化促进了学术界和高校的学科发展，也由于量化又带来了诸多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问题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焦点。目前这些指标不仅是学术地位的标志，也是教育经济的增长点。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国家学科理念的成熟，这一评估体系终究要被淡化。在评价体制上，由于学科的性质不同，自然科学有完整而比较成熟的量化程序和科研评价体系，而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套用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甚至不得不按项目经费的额度来确定科研成果的价值和研究人员的津贴等级。近年来，人文科学的量化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到了极致。

在中国当下社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已经成为一种组织性的公共活动。自然科学的世界性标准早已成为我们认定并且梦寐以求的尺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标准一直是令人怀疑的，其实也很难有世界性标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中没有一种世界性、人类性的意识。至少，研究人文学术研究成果不能与人类性意识相悖，要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积极性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成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注重外在的社会评价转向内在的学理评价，由注重静态的结构评价转向动态的功能评价，由注重短期的量化指标转向长久的价值指标。

第三，学术主体性缺失导致创造性严重不足。

学术不平等还表现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受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注疏传统和当代体制文化中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理论已经成为不可证伪的前提，已经具有了先验性，而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其加以阐释和论证而已。于是，在相当多的研究论著中，研究者缺少自己的思想，不是权威人物如何说，就是外国学者怎么看，实质上研究者已经把自己的学术判断置于研究对象之下，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学术伦理之中，因此淡化甚至丧失了正常的学术判断的能力。

其实，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价值标准的核心，是通过主体批判意识而形成的独到的思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知识传播的同时培养人的思想能力，除了专门性的史料整理之外，材料只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项研究成果的所有思想都是原创性的，但是至少核心观点中应该包含个人独到的思考。这也是学术品格的主体性原则。

另外，人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对于自己学术品格的坚守，即学术道德的“守贞”。学术腐败不只表现在抄袭和剽窃等浅层次问题上，更表现在学术理性和操守的丧失等深层次问题上。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不确定性，致使一些研究者出于对权威的敬畏或利益的诱惑，缺少学术操守，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像某些股评师一样，充当“诠释者”和“解说员”的角色，甚至成为某些学术理论的“托儿”，使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和研究者本身失去信任。

在国家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和完善的今天，决策层越来越重视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越来越依靠和信任专家学者意见，而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学术和学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身、根治长期积累的结症。人文社会科学不能成为权威与利益需求的论证表态者，而要代表社会的良知，成为社会和人类的思想库。

（编辑：慕容鸣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福贵，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人文学部学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