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4日晚上，北京大学博雅书院史学经典课堂系列讲座第一讲举行，北大明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徐凯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变法启示录”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获徐凯先生授权，刊登此文与读者分享。
徐凯认为，社会改革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习俗等多方变革同步进行的，众多改革的整体成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实行改革或变法的王朝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出现由乱达治的景象。
他强调，政治改革应当以人为本，核心是民主，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改革中来，以社会精英和民众相结合为宜。改革与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须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多数人从中获益，不能取利天下，国富民穷，否则改革不能持久。
徐凯指出，学术文化的博弈也制约着革新与变法的成败。以往我们忽略了学术辩争对整个改革进程的影响。文化可以兴国，学术亦可亡国。因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应该多关注学术文化在整个改革的支撑力度。
徐凯：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明清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著有《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革新与变法》、《清代政治史》，主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杰出历史人物与澳门》等。
以下为演讲选编
改革是对社会发展的不同痹症进行调整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规律？从古到今，学人都在探讨这一问题。《易o系辞下》中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后，想要再前进就必然发生变故，解决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穷则变”就是指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本身会发生一种自我调整的变革，这个变革可以保证事物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也就是所谓的“通”，“通”了之后方可长治久安。《易经》是讲宇宙万物的演变规律，这个变化对阐述社会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万物的变化概括起来三个字，即“变”、“通”、“久”，对社会发展而言，“变”、“通”、“久”是其运转的润滑剂。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中外历史亦然。
改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现实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革新或变法。初步统计，有文字记载的将近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史中，大小改革变法将近百次，改革和变法从未停止过。历代学人记录、总结和探讨改革发展的规律和得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说它现实，是因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目前的改革面临诸多问题。如何解决改革带来的新问题，如何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寻找新措施。我想以古代历史上典型的革新与变法为例，加以说明。
古代具有代表性、影响比较大的改革家有战国时代魏国李悝、楚国吴起、秦国商鞅，汉武帝刘彻、王莽、光武帝刘秀，北魏孝文帝元宏，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玄宗李隆基、刘晏、杨炎，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元世祖忽必烈，明代张居正，清代太宗皇太极、世宗胤禛，晚清康梁“戊戌变法”等。下面我想谈四个问题。
第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首先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非常著名的改革，它随着百家争鸣而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都在讨论如何来解释宇宙，如何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可以说诸子百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儒、法、道、墨四大家。年轻的商鞅曾拜杂家尸佼为师，涉猎各派学说。他倾心法家，“少好刑名（法律）之学”。商鞅将这几大派的思想糅合在一起，以法家思想为主。商鞅在迁居魏国的时候，魏国已经有李悝的变法了。这个时候李悝的变法，主要是要废除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广罗人才，实行“尽地力”、“善平籴”的经济政策。李悝还制定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法典，即《法经》六篇，魏国很快成为诸侯强国。而商鞅在魏国，只是担任宰相公叔痤门下“中庶子”，公叔病重，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但商鞅并没有受到重用。后来，商鞅不得已来到了秦国，秦孝公张榜招贤，商鞅通过嬖臣景监见到秦王。起初，商鞅大讲道家的“帝道”与儒家的“王道”，孝公听了没有兴趣，昏昏欲睡；但当商鞅讲解法家的强国之术“霸道”时，孝公非常兴奋。君臣二人席地而坐，一连数日都在商讨强国之术。
秦国要强盛，就必须解决目前的落后状态。商鞅的主张获得了秦孝公支持，但秦国朝中的勋旧激烈反对，反对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变法，怎么去变法。于是，商鞅在朝会与勋旧派争辩，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舌战群儒。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甘龙和杜贽，他们认为要守“先王之法”，并认为“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制”。但是商鞅强调“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他举了商汤、周武王不沿袭过去的法度而取得了天下、夏朝和商朝由于守旧而导致灭亡的例子。这个讨论在朝中的影响非常大。
再来看看汉武帝刘彻的改革。刘彻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从16岁开始，作了54年的皇帝，占整个西汉统治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但是少年皇帝还不能处理朝政，太皇太后窦氏代掌权，她起用亲侄儿窦婴为丞相，起用汉武帝生母皇太后的弟弟田蚡为太尉，佐理军国大政。但是窦婴、田蚡都是儒家门徒，他们鼓吹儒家治国之术，试图改变旧政。这样的改变激怒了窦太后，于是免去了他们的职务，一切由太后裁决。
汉武帝亲政后，汉代存在着三个比较大的社会问题，一是国初分封的诸侯王权力膨胀，虽然几次削藩，但诸侯王仍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势力，并成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二是土地过于集中，农民同地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不稳定；三是边疆未定，北部匈奴经常骚扰中原，同时南方两越族不断挑起事端，民族矛盾越来越激化，边塞烽火不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汉武帝面临如何解决这些社会大难题。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王安石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被列宁称之为“11世纪的改革家”。北宋中期，宋代建国已经有一百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积贫积弱，所谓“积贫”就是国家贫困，“积弱”就是边疆经常打败仗。宋代的土地高于集中，农民失去土地之后生活非常困难，成为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官僚机构庞大，冗官冗员充斥，募兵的数量越来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宋代包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宋真宗赵衡时期，中央的官吏大约有9785人，到了仁宗赵桢时期达到了17300人，中央官吏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翻了将近一倍。地方官员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这种状况导致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爆发。
这个时期有一些著名大臣，诸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宋仁宗任命他们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谏官，被授权革新，“兴致太平”。范仲淹上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书，提出十项“新政”建策，中心内容是改善吏治，裁汰冗官冗员。但是因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这批变法的大臣相继被排挤出朝廷，推行不到一年的“庆历新政”夭折了。《岳阳楼记》就体现了范仲淹改革失败的惆怅心情。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国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过去在研究古代史时，总是会说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上国家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很大，农民与地主、国家的矛盾也很大。这就需要王安石变法来变革国家、地主、农民间的三角利益关系。
忽必烈改革主要是解决进入中原以后如何适应中原的发展状况，如何来调整蒙古贵族对中原的统治政策问题。在蒙古骑兵连年征战，横跨欧亚大国的过程中，给社会带来了四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征服过程中野蛮屠城；二是掠夺驱口（驱口即战争中被俘强逼为奴﹑供人驱使的人），经常把驱口进行买卖和交换；三是蒙古汗国南下过程中变农田为牧场，这对中原是的很大破坏，蒙古军队将农民的耕牛全部收缴，到了春耕时期，农民们无法进行耕种，生产被严重破坏；四是内外离心，泛用虐刑。
再来看张居正改革的背景。明朝中期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兼并迅速扩展，皇帝、勋戚、王公贵族、宦官、豪绅地主大肆侵占农田，聚敛财富。皇帝建皇庄、放“皇债”、开“皇店”、卖“皇盐”、办“皇窑”，谋取暴利，皇帝做生意，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导致“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此外，明中期后，皇帝多不理朝政，权力由宦官与官僚（内阁）轮流掌控，明朝的宦官政治非常严重。后来，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改革。以上我举了改革的不同背景，是为了说明改革是针对社会不同时期的各异弊端进行的调整。
改革是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同步展开的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改革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习俗同步进行的。从以往社会改革的经验来看，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着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改革的同步展开。
首先看商鞅变法。商鞅的两次变法中，第一次变法是在公元前359年，这个时期主要是解决户籍问题，把百姓重新编制起来。这个时期有个习俗是“聚族而居”，一个家族往往都是很大的，但商鞅提出要实行“小家庭”制度，这样可以增加国家收取的赋税。另外，商鞅编制户籍，实行连坐之法；颁布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田纺织；重奖军功，制定二十级爵。第二次变法中，商鞅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设置分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又统一度量衡。
汉武帝在改革中主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建立“中朝”，提高君权，起用一批长期在身边、地位较低下的有才干的中下层官吏与侍从来充当皇帝的谋士，参与国家局部决策；其次是用“察举”的方式来选官；接下来是设置刺史，弹压豪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将全国划分成冀、幽、并、兖、徐、青等十三个监察区，每州设刺史，专司监察；设司隶校尉，也是要解决对地方的监察和控制问题。另外是调整经济政策，扩大财源。在改革过程中任命大商人桑弘羊等为理财官，并实行了卓有成效地改革财政，首先，改革币制，由国家统一铸钱，过去的钱币很混乱，大小、轻重都不一样，现在要由国家统一来管；其次，把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盐铁均属平准，财权收归中央，将盐铁、酿酒等工商部门收归国有，由国家经营；接着实行算缗和告缗政策，削弱富商经济实力。算缗，即国家向大商人、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告缗，即隐瞒财产或申报不实者，一经查出，没收全部家产，处罚戍边一年，同时奖励告发者。
最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应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定“儒术”于一尊。从此儒家学说开始为君主专制政治服务，汉武帝开了王朝将其作为统治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的先河。董仲舒的思想都体现在《春秋繁露》这本书中，他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揉杂了道、法、阴阳五行之说，提出“天人感应”说，把神权、君权、父权揉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神学体系。他鼓吹“君权神授”、“灾异论”等，其实这是对皇帝的权力有很大限制的，即皇帝受命于天，必须替天行道﹔若所为背离天意，必遭天怒，出现自然灾害，以此规范皇帝的所作所为。所以在汉武帝统治后期，汉武帝曾经下了罪己诏。董仲舒坚持儒法一体，阳儒阴法，一面宣传“以教化为大务”，另一面主张“正法度之宜”。
再看孝文帝的改革。魏孝文帝改革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起，历时十年，由冯太后主持，革新政治、经济制度，重点是整顿吏治，推行均田，建立三长制，加强对地方控制；而第二阶段从太和十八年（494年）起，这是改革的重点。孝文帝不顾鲜卑贵族的反对，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洛阳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国都。迁都挺进中原，对鲜卑拓跋部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迁都后重点是变易鲜卑族习俗，如改鲜卑士民服饰为汉服、官员改说汉语、禁止使用鲜卑语、将鲜卑人的复姓改为音近的单字汉姓，确立门第等级等。这一系列措施都推动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但也有人说，孝文帝的改革是把鲜卑民族给毁掉了。
唐玄宗改革前已经有两个样板，一个是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一个是武则天时期“武周改制”。唐玄宗的改革主要解决了武则天死后长达八年的争夺皇权的动乱。李隆基的改革在几位名臣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等的辅佐下，改革了武后以来的种种积弊。首先是刷新吏治，裁掉冗官冗员；又别置学士院，设翰林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朝政；改革兵制，用募兵代替府兵，边区设置节度使，把少数民族的头目都管理起来。白居易有诗曰：“十万夫家供税课，五千弟子旧封疆。”在整顿财政方面，捡括户籍，优先发展农业，开垦土地；同时对诸王加限制和控制；另外颁布《禁厚葬制》，禁止贵族、官僚厚葬，贵族死后不能铺张浪费，否则要对其进行处罚。
王安石曾经给仁宗赵祯上了一封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明确提出“改易更张”的建议。王安石认为朝廷财政匮乏的根源，不在开支过多，而在生财无道，生产的物质太少，所以国家财政紧张。他认为应“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在法家“富国以农”的思想指导下，“理财以农事为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因而，王安石实行了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等理财和整军的一系列措施。如均输法，皇室和朝廷所需购办的物质，采取“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方针﹐通盘筹划，以免浪费国家资财；青苗法，州县官府每年按夏、秋两季借贷给主户（纳税户），主要指自耕农、半自耕农，低息二分，半年后归还；募役法，废除民户按户等高低轮流到州县衙门充当差役（也叫职役）的规定，改为地方官出钱雇役；市易法，京城开封设立提举市易司，又在杭州、越州、扬州、成都、广州等19个较大都市设置市易务，由国家出资，平价收购市场积压物品，待市场商品短缺时，批发或赊贷给商人，投放销售，以此平抑物价，抑制富商垄断贸易。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十项变法中，前六项是理财，后四项为整军。
忽必烈改革主要是“劝课农桑”，发展生产，退牧还农，禁止屠杀和掠夺驱口，保护社会生产力，所以他在元朝中央机构中设立司农官署，劝老百姓安心务农。同时编纂《农桑辑要》一书，刊布州县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在政治方面，他“变易旧章，作为新制”，如改元立号，建全法度纲纪；废除世侯，削弱王公贵族势力，打击豪强，解除军阀和大地主武装；罢去州县官世袭制，实行选官制。忽必烈这20多年的鼎固革新，当时被叫作“改汉制，用汉法”。所谓汉制，就是采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谓汉法，即是用加强中央集权来统治之法。他特别利用两部分人，一是吏，用吏治理百姓，如刘秉忠、王文统等；二为儒，用儒士宣扬程朱理学，从思想上笼络士人，如许衡、姚枢等。
张居正的改革更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军事同步进行。在政治上，他调整机构，提高效率；裁汰冗泛、任人唯贤；用考成法提高办事效率，用保甲法来稳定秩序。在经济上主要以发展生产为重点，首先他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另外实行赋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在军事上主要是整饬武备，解决蒙古问题，训练士卒，安抚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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